時間:2021/4/2 17:45:19 來源:收藏快報 肖伊緋/四川成都
鄭振鐸,1934年存照
著名藏書家、版本學家及文學家鄭振鐸(1898—1958,號西諦),曾在抗戰(zhàn)期間印制木刻版《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一冊,頗為珍貴難得,別具一番歷史與文化價值。
《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紅印本
《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紅印本,鄭振鐸題跋
《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藍印本內頁
鄭振鐸題贈龍榆生《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西諦所藏散曲目錄》
時值1937年“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居于上海的鄭振鐸,不但在戰(zhàn)火中堅守自己的萬卷藏書,還在竭盡全力保存與收購大量珍貴古籍。當然,他也深知時局動蕩,他所守護的這些藏書隨時會有盡付劫灰的可能,為此,他檢點藏書,甄選出其中精華,將其書名、版本、年代等簡略信息匯列成編。于1937年秋編撰成一冊《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并以他的手書上板,刻字刷印成書。
這冊22葉,即44個頁面的薄薄小冊,承載著鄭振鐸藏書事業(yè)的半世心血,其中不乏善本、珍本、孤本,均是國寶級的珍貴古籍。該書最后兩個頁面,鄭振鐸寫下了一篇瀝膽披肝的跋文,一方面傾吐藏書之愛,另一方面更直抒愛國之切。這篇跋文,堪稱一位愛國藏書家的自白書,在藏書界中早已被譽為“書林名跋”。原文如下:
余性喜聚書。二十年來,節(jié)衣縮食所得,盡耗于斯。于宋元以來歌詞戲曲小說,搜求尤力。間亦得秘冊。唯一書之獲,往往歷盡苦辛。有得而復失,失而復于他時他地得之者;有失而終不可復得者;有始以為終不可得,而忽一旦得之者;有初僅獲一二殘帙,于數(shù)月數(shù)年后始得全書者。蓋往往有可喜之奇遇焉。人聲靜寂,一燈熒熒,據(jù)案披卷,每書幾皆若能傾訴其被收藏之故事。嘗讀黃蕘圃藏書題跋記,于其得書之艱,好書之切,深有同感。二十一年正月,丁上海之役,歷年友好貽惠之著述,與清末以來之印本,胥盡于一炬,而所藏他書,以別庋北平,獲色于難。收書之興,亦未少衰。五年來所獲滋多于前焉。前夏舉室南遷,藏書亦捆載而南。以所寓湫狹,將非所日需之圖籍萬數(shù)千冊移儲東區(qū)。
不意今乃復丁浩動,其存其亡,渺不可知。連日煙焰沖天,炮聲動地,前方將士正出生入死,為國捐軀,區(qū)區(qū)萬冊圖籍之存亡,復何足縈念慮,而歌詞戲曲小說諸書,以藏于蝸居,獨得幸免。抗戰(zhàn)方始,此區(qū)區(qū)之幸免者,又安能測其前途運命之何若耶。唯中不乏孤本稿本,歷劫僅存者。
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聽其泯沒無聞。爰竭數(shù)日之力,先寫定所藏善本曲目如右。通行刊本千余種,均摒去不錄。嗚呼!書生報國,不徒在抱殘守闕。百宋千元之弘業(yè),當待之驅寇功成之后。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鄭振鐸跋。
這篇500余字的跋文,文情并茂、筆走風雷,藏書家對藏書命運的刻心鏤肝之憂,又最終義無反顧要共赴國難的情狀,都躍然紙上,宛如眼前。此情此景,此文此心,后世讀者讀來無不為之感嘆莫名,又無不為之衷心折服。但有一個事實也不容忽略,即普通讀者真正接觸到這篇“書林名跋”,真正知道這篇跋文的來龍去脈,卻大多已在此跋寫成40年后了。事實上,是在同為著名藏書家黃裳的介紹之下,在其1979年寫成的《談“題跋”》一文中,后世讀者才知道有《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這本小冊子的存在,才知道有這么一篇“書林名跋”的存在。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原因很簡單,《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當年的印量太過稀少,這篇“書林名跋”的存世量更少,一直是以“秘笈”與“秘聞”的形式流傳的。原來,此書刻成之后,因時局所限,鄭振鐸并未能將其公開印行,只印成了紅印本與藍印本各20冊(據(jù)其自存本題記所載數(shù)據(jù))。即用紅色與藍色油墨各刷印了20冊,大多用于友朋間的贈送,外界少有知者。印書的木板原本寄存在上海的來青閣書店里,但因書店老板見到跋文中有相當激烈的“抗日”內容,深恐惹禍上身,遂將刻有跋文的那塊書板毀棄,只保留21塊書板。抗戰(zhàn)勝利后,來青閣又將這剩下的21塊書板再次付印,印成了少量藍印本,作為內部交流資料,但原書中的跋文就此消失不見了。也即是說,抗戰(zhàn)期間,擁有帶原跋的《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一書者,包括鄭振鐸本人在內,不會超過40人,而抗戰(zhàn)之后,即或有幸拿到了此書的后印藍印本,也再無一人能得睹原跋了。
作為著名藏書家的黃裳,當然是極為幸運的,他藏有該書初印的有原跋的藍印本,是這40人中的一員。但他認為“刻成后只印了少量的藍印本”,這卻只是一種籠統(tǒng)而欠精確的說法?,F(xiàn)有存世的、新近發(fā)現(xiàn)的該書初印紅印本及鄭振鐸自存本上的題記,都清楚地顯示,該書初印分為紅印本20冊、藍印本20冊,共計40冊,并非“只印了少量的藍印本”。當然,無可否認,也正是經(jīng)黃裳撰文介紹之后,更多的后世讀者方才知道此書此跋的存世,筆者亦是從中受益的讀者之一。特別幸運的是,筆者近日又得觀該書的初印紅印本一冊,因之近距離一睹原跋原刻之風采;這篇抒寫愛國赤誠的跋文,由赤紅的朱砂印成,觸目之下,更深深為之震撼。
這一冊誕生于全民族抗戰(zhàn)烽火中的珍貴書目,這一篇別具特殊價值的“書林名跋”,必將為更多的普通讀者所熟知,必將為中國近現(xiàn)代藏書史乃至文化史、思想史所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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