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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清統(tǒng)治者在入主中原時，鑒于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采取了強迫漢族社會變服同化的政治策略，導致局勢動蕩的力度之大，時間之長，在歷次的改朝換代中都是罕見的。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當時上層社會家具的制作風格和使用材質中來。

　　清朝初年，由于南方的南明、三藩先后數(shù)十年的抵抗及叛亂，又加之清廷實行海禁、遷界的政策， 都嚴重阻礙了硬木，尤其是高檔硬木的來源渠道。

　　在這里，有必要回顧一下清代早期的歷史，否則，在明清家具史的研究中仍將演繹著神話。

　　公元1644年，當明王朝的大廈和起義軍的短暫政權相繼傾覆之后，在南方又陸續(xù)建立了多個地方性的明朝政權，史稱“南明”。其中抗清斗爭堅持最久的是年號為“永歷”的桂王朱由榔政權，其控制地區(qū)主要在五嶺以南的廣西、廣東、貴州、云南一帶，與清軍進行了拉鋸式的長期戰(zhàn)爭，直到清朝康熙元年(1662)， 朱由榔被吳三桂殺害，大陸地區(qū)的抗清斗爭才漸趨平息。然而，沿海島嶼仍控制在南明殘余勢力的手中。為了切斷他們與大陸民眾的聯(lián)系，清廷繼續(xù)實行著空前嚴厲的海禁以及遷界政策。

　　清廷實行的海禁、遷界政策之嚴酷，令人咋舌。據(jù)清人記載，順治三年(1646)清軍攻占廣州，因抗清明軍逃亡海上，即厲行海禁，“寸板不得下?！薄４文昵逋㈩C布的《廣東平定恩詔》又明確重申：“廣東近海，凡系飄洋私船，照舊嚴禁?！?自順治八年(1651)起，又數(shù)次進行了掃蕩式的遷界， “遷海邊居民之內(nèi)地離海三十里，村莊田宅悉皆焚棄”；“上自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筑垣墻，立界石，發(fā)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業(yè)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見《海上見聞錄》卷二，清·鷺島道人夢庵撰)。

　　原明朝總兵吳三桂獻山海關降清以后，被封為平西王，駐守云南。他在長期的戰(zhàn)爭中培植黨羽，控制和影響了許多軍隊和地方，成為華南地區(qū)實力最強的武裝集團?？滴跏?1673)，吳三桂起兵叛亂，駐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以及駐守廣東的平南王之子尚之信也先后響應， 史稱“三藩之亂”。這場戰(zhàn)爭席卷了南方大部分省份，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才被清廷所平定。

　　在南方地區(qū)頻繁動蕩的形勢下，硬木，尤其是高檔硬木的采伐及輸入已長期陷于停滯狀態(tài)。清代早期，除了明宮歷年積存的一些硬木材料可供清朝皇室利用以外，硬木家具的生產(chǎn)已經(jīng)十分萎縮。

　　這里，讓我們通過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的見聞，來了解清代早期中國家具的生產(chǎn)概況。在南方的三藩叛亂期間來到中國，并于康熙十五年(1676)六月受到清圣祖玄燁接見的俄國特使尼古拉，在其所著的《中國漫記》一書中，對漆飾家具進行了高度的評價：“傳到我們這里的各種絲綢、瓷器、鑲金雕花(按：作者對‘金漆鑲嵌’工藝未諳表述)木箱以及漆雕，都充分顯示了他們的聰明才智?！庇?，“中國用來為工藝品增添光澤，使之更為精美的漆，是中國特有的工藝材料，就象景泰藍、瓷器、玳瑁、玉和象牙一樣。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這種漆的制作都是絕密家傳的，即只許父傳子……最貴重的顏色為透紅的深咖啡色，顏色越淺，價格越低廉。”

　　做為一名受到康熙帝禮遇的外國使節(jié)，尼古拉所接觸的社會階層不會低，但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家具卻只有金漆鑲嵌木箱以及因含漆量多少而顏色深淺不一的廣漆(按：即大多數(shù)雜木家具表面所使用的涂料)家具。據(jù)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硬木家具在清代早期時存在的生產(chǎn)低谷。

　　從清兵入關至海禁的結束長達四十年，這是一個不算短的時期，漆飾家具的風格已經(jīng)烙上了新王朝的印記。

　　筆者認為，如果把《山西傳統(tǒng)家具·可樂居選藏》(美·柯惕思編著)一書所刊載的，以及散見于臺灣的《典藏》(熊宜敬主編)、《藝術新聞》(鄭乃銘主編)等雜志中的許多明代家具判為某地(譬如山西)生產(chǎn)的家具則可，視為地區(qū)性家具則不宜，因為它們具有明代家具普遍共有的特征，即使與明代后期江南書肆刊刻的書籍插圖中的家具相比，風格也基本一致。視它們?yōu)榈貐^(qū)性家具的看法，與把因為得天獨厚的條件而在山西境內(nèi)留存的唐代佛殿、宋代彩塑和元代壁畫等視作非主流的地區(qū)性文化藝術一樣不適當。究其原因，就是將清作的家具斷代超前所導致的年代錯位和審美排斥。

　　明式硬木家具廣泛流行的鼎盛時期是在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五月，清軍廣東水師擒殺南明總督周勝、總兵陳曾，攻占海南島，對其特產(chǎn)的降香黃檀(黃花梨木的最佳品種)資源進行了掠奪式的開發(fā)之后。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臺灣，次年解除海禁(以上政局變化見《清史編年》第二卷，林鐵鈞、史松主編)，則更為降香黃檀及其他硬木大批輸入內(nèi)地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寶島海南省是熱帶林木的王國。清人屈大均在康熙中期所著的《廣東新語》卷二十五中說：“海南五指之山，為文木淵藪，眾香之大都。其地為離，諸植物皆離之木，故多文，又離香而坎臭，故諸木多香?！庇?，“海南文木有曰‘花櫚’者，色紫紅，微香，其文有鬼面者可愛，以多如貍斑，又名‘花貍’。老者文拳曲，嫩者文直。其節(jié)花圓潤如錢，大小相錯，堅理密致，價尤重，往往寄生樹上，黎人方能識取。產(chǎn)文昌、陵水者與降真香相似?！?

　　古文的斷句很重要，這段文字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降香黃檀與香料、藥材中的“降真香”相似而非一物；第二，降香黃檀中最貴重、花紋最美者，往往是寄生著其他植物，營養(yǎng)十分缺乏，生長極其緩慢，實為寶中之寶。

　　海南島古稱“瓊州”。明朝時，黎人與官府長期對抗，屢平屢叛。據(jù)名臣海瑞言，官府僅能控制方圓三、四百里，尚不及未占地區(qū)的三分之一大(見《廣東新語》卷二)。俄國特使尼古拉在清代早期搜集的關于海南島的情報也表明，“漢人(按：指南明政權的人)僅僅控制了海岸”(見《中國漫記》第199頁)，而且，他在海南島的各類物產(chǎn)報告中并未列入花梨木。據(jù)明人何士晉在萬歷晚期編撰的《工部廠庫須知》卷九中記載，明廷向開發(fā)硬木資源較早的廣東省所征調的花梨木歲貢只有區(qū)區(qū)十段(他省皆無該項歲貢)，且與其他硬木均為等額入貢，表明在當時，以黃花梨家具為主流的硬木家具時尚大潮還沒有形成。

　　多種文獻資料均顯示，明朝對海南島的降香黃檀資源并沒有進行大規(guī)模的開發(fā)。據(jù)明人王士性在萬歷中期編撰的《廣志繹》卷四中記載：“(鐵力、花梨、紫檀)三物皆出蒼梧、郁林山中，粵西人不知用而(粵)東人采之?！笨梢娫诿鞔笃跁r，被開發(fā)的主要是嶺南地區(qū)的硬木資源。那些明代制作特性明顯的黃花梨家具，材質往往并非產(chǎn)自于海南島的降香黃檀。例如，學者張德祥先生在《張說木器》(春元、逸明編)中提到有黃檀型黃花梨，“色淡黃，質細色淺紋理不明顯。多見于較早期的明式家具?！?

　　海南島被清軍占領后，在康熙王朝的強大統(tǒng)治之下，大批的降香黃檀及雞翅木等優(yōu)質美材被濫伐輸入內(nèi)地，為硬木家具制造業(yè)的繁榮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原料來源?！稄V東新語》卷二十五中說：“紫檀，一名‘紫榆’，來自番舶，以輕重為價，粵人以作小器具，售于天下?；吧再v，凡床、幾、屏、案多用之?！痹诒菊虑懊嬉龅年P于“花櫚”的那段文字中，屈大均甚至對海南島各地產(chǎn)的降香黃檀木之品質差異都有分析，則更是當時清廷已經(jīng)完全控制了該島并且大規(guī)模地開發(fā)降香黃檀資源的明證。因此，降香黃檀家具相當集中地出現(xiàn)于平定海南、臺灣之后的清前期一統(tǒng)盛世，具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與成因。

　　此時，清帝國疆域遼闊，海內(nèi)升平，清廷大規(guī)模營造離宮別苑，八旗貴族以及漢族上層社會也大興土木，廣建豪宅。華堂需配美器，由于人們的生活習尚及審美情趣已與明代時不同，清代室內(nèi)陳設所需的家具顯著增多，致使出現(xiàn)了空前龐大的中、高檔家具消費市場。清朝統(tǒng)治者從對海南島的占領開發(fā)中大批獲得的降香黃檀木硬度適中，又有大材，比重在硬木中較輕，縮脹率也較低(隨著清代的室內(nèi)陳設趨于固定化， 硬木家具沉重、易散架的缺點亦逐漸被淡化了)；特別是它的色澤、紋理十分美觀，無須漆飾，制作精美家具的工期要比制作金漆鑲嵌家具短得多，能滿足清朝統(tǒng)治者的急迫需求，成為首選的硬木品種受到青睞，大批被用于制作中、高檔家具。因此，傳世的明式降香黃檀家具絕大多數(shù)均制作于清代前期以康熙朝為巔峰，余波延及至乾隆朝的這一次時尚大潮期間。在康熙末年的《雍親王題書堂深居圖》(又名《胤禛妃行樂圖》)組畫中，降香黃檀等硬木家具被宮廷畫師著意做了描繪，反映出當時皇室貴族們的時尚意趣，文人、士大夫們也競相攀比購置，硬木家具廣銷大江南北，降香黃檀等佳樹則浩劫亦至。

　　由于以宮廷、貴族和文人、士大夫為代表的上層社會的巨大消費需求與豐富的原料來源，此時廣州、蘇州等地形成了眾多專業(yè)的硬木家具作坊，它們生產(chǎn)的降香黃檀等硬木家具，既傳承了明代晚期家具線條婉約的陰柔之美，又融入了清代宮廷家具雄偉莊重的陽剛之風，尺度推敲合理，雕琢精美適當，廳堂、書齋和臥室家具的功能配置也已經(jīng)成熟、細化，造型、紋飾藝術和制作工藝的水平均達到了中式家具舉世公認的頂峰。在黃花梨家具中，造型、紋飾藝術和制作工藝的水平最高的代表作幾乎都是康熙朝的制品。學者馬未都先生在《明清家具的紋飾》一文中，參照明清瓷器上紋飾的風格差異，對麒麟紋交椅及鳳紋大柜等都做了精辟的分析，學者張德祥先生也把自己藏品中的精華定位于清前期，而非明代(見《張說木器》)，它們都屬于社會元氣上升時期的藝術佳作。

　　筆者認為，在明式硬木家具實物中，以海南降香黃檀材質為代表的家具類型絕大多數(shù)并非產(chǎn)自于明代，它們甚至還要晚于清代早期，已經(jīng)是滿、漢等多民族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大融合之后的藝術結晶，在斷代上應劃入清前期家具的范圍。如果把它們做為明代家具的范本去審視明代晚期的家具，會因為年代錯位而有失公允，若脫離時代背景地將明末清初劃入硬木家具的發(fā)展高潮時期，這從歷史科學的角度來看，是不可能承載的。 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予以它們科學、準確的歷史定位和藝術歸類，使明清家具的斷代象其他古代藝術品一樣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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