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0/3/28 15:31:02 來源:收藏快報 魯敬平/湖南長沙
在我的古泉收藏冊中有枚“大泉五千”的古幣(圖1),為了解這枚古幣的來龍去脈,靜下心來花點時間翻閱了一些資料,終于查到了這枚直徑36、厚2.5毫米,重14.1克的古幣背后,確有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經(jīng)過梳理與泉友們共分享。
圖1 作者藏“大泉五千”古錢
圖3 梨樹山一號墓出土大泉五千與大泉當千
圖5 沈子槎及家人
圖2 湖南郴州南郊梨樹山一號墓挖掘現(xiàn)場
圖4 文獻記錄的國博藏第一枚大泉五千
圖6 國博藏第二枚大泉五千
大泉五千,中國古代錢幣的一種,傳世極少,在古泉收藏圈為公認的中國古錢“五十名珍”之一,至今亦鮮有發(fā)現(xiàn)。該泉為三國吳錢,孫權赤烏元年至九年(238—246)所鑄大錢。篆書“大泉五千”旋讀,一當五銖五千,是繼王莽后最大的虛值錢。另有大泉當千、大泉二千,傳世也較少。
在我國古代,歷代政權對貨幣的字體都有一定的規(guī)范與要求,有皇帝本人書寫的,但多數(shù)出自當時的大書法家之手,字體上也有區(qū)別,商為刻篆甲骨文,商后期為金文;秦朝推行大篆、小篆;漢代熱衷草書、行書和隸書等;唐代則崇尚楷書。“大泉五千”為三國吳貨幣,這個從戰(zhàn)國時期就擅長“鳥蟲文”的地方,通過秦統(tǒng)一文字后,轉用篆體。
漢代古泉作為中國錢幣史的重要實物,經(jīng)歷了政權更迭、經(jīng)濟動蕩、民生凋敝等狀況,其發(fā)行和使用背景在歷史長河中是較復雜的。
東漢末年先后爆發(fā)了黃巾軍農民起義、董卓之亂和王莽篡位,漢代的統(tǒng)治基礎發(fā)生了動搖,社會生產力受到極大破壞。赤壁之戰(zhàn)后,曹操、劉備、孫權各霸一方,形成了對峙。東漢延康元年(220)十月,漢獻帝將帝位禪讓于曹操長子曹丕,史稱魏文帝,從此魏國建立;221年劉備在天府之地的蜀國稱帝;222年孫權在江南富饒之域吳國稱帝,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勢由此形成。
稱帝容易,治理頗難。設郡縣、聘百官、養(yǎng)軍隊、撫百姓,樣樣都需要錢,所以三國共同面臨的一個很大難題,就是人丁缺乏、財政困難。曹魏最早實行屯田,即“邊耕邊戰(zhàn)”的軍屯方式解決軍民的生計問題,隨后劉備、孫權也相繼效仿實行屯田制。但連年軍閥混戰(zhàn),人丁短缺,財政赤字,這是明擺的事實,各國也逃避不了。人少,自然盤剝對象就少,盤剝對象少,財政必然發(fā)生困難。這時的東漢末年,整個社會鬧錢荒,貨幣市場出現(xiàn)了五花八門質量低劣的“惡錢”,如董卓的“榆莢錢”,還有民間的“減重五銖”“剪邊五銖”“侵輪五銖”等,總之就是盡量把一個錢變成多個使用。
古話講,車到山前必有路,鑄大錢就是一條妙計。以鑄大錢來解決財政困難的,首先是三國中實力最弱小的蜀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214),劉備攻打益州,為解決軍需,鑄“直百”五銖。用鑄造兩個五銖錢所用的原料鑄出的錢,卻要當五銖錢的一百倍使用,這實在是搶錢。但如果和西漢王莽的“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比,劉備還算是“仁慈”的。而孫權就不同,干脆來個一步到位,直接開鑄“大泉五千”。雖然這些虛值錢為政權的錢庫增加了財富,但給百姓造成了極大的困苦,形成的是必然的惡性通貨膨脹。據(jù)記載,當時的商販們根本不敢收銅錢,索性恢復了以物換物的交易方式。
還有更離奇的事情,據(jù)考證,曹魏政權是三國中唯一沒有鑄造行用“虛值大錢”的。但曹魏政權也缺錢,那么他靠什么來錢呢?他開創(chuàng)了一個行業(yè)——盜墓挖寶。在古典小說《三國演義》中,袁紹手下的陳琳替袁紹起草的檄文《為袁紹檄豫州》中提到,“操又特置發(fā)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蓖ㄟ^盜墓手段,曹操聚集了大量財寶,有力地彌補了財政缺口。
以上為歷史考證,有明確的記載,下面是“大泉五千”現(xiàn)實的考古故事。
故事一、《考古》報道:2010年3月27日中午,在湖南省郴州市南郊的梨樹山村安置房基建工地上,熱火朝天的民工正在進行機械挖、運土方,這時有民工發(fā)現(xiàn)了一座古墓,施工單位考慮報告文物局還是不報告,因考古必須停工,進度與人員安排怎么辦?最后遵守法律為大,工程方和施工方達成協(xié)議,立即報告文物部門。郴州市文物局隨即派出考古隊到現(xiàn)場,緊張有序地發(fā)掘出了一號西晉墓墓室(圖2)。
當考古工作者挖開薄薄一層泥土的時候,好幾枚泛著青銅綠銹的錢幣從黃褐色的泥土中躍然而出,出現(xiàn)在挖掘人的眼前??脊艑<夷闷鹬窈?,開始小心翼翼地剔去錢幣表面及其周圍的泥土,其中一枚錢幣上竟赫然顯現(xiàn)出“大泉五千”的錢文。一號墓的發(fā)掘收獲頗豐,后室中有銅鏡1面、銅質發(fā)釵1件、 銅錢若干枚。銅錢、銅鏡、發(fā)釵銹蝕嚴重,銅錢經(jīng)科學處理得以較完整地保存,有“大泉五千”一枚和“大泉當千”兩枚(圖3)。這枚大泉五千,面背有內外廓,面文“大泉五千”四字篆書,旋讀,直徑4厘米。
故事二、國博收藏有2枚大泉五千,均為民國時期所出。兩錢著錄于丁福?!稓v代古錢圖說》:“傳世只有二品,程文龍、戴葆庭各藏一品?!?
1912年,浙東修杭甬鐵路,在上虞縣百官鎮(zhèn)的龍、蚌二座山之間,工人挖土,掘出“始寧”款的陶罐1件,內有銅鏡及大泉五千銅錢一枚(圖4)。
第二年夏天,有人將此錢攜至杭州出售,為金石家鄒適廬所獲。鄒氏到達上海,知道程文龍有泉癖,就讓程氏一睹此錢芳容,程氏一見鐘情,“其泉青綠斑斕,銅質幾盡,不可手觸”,遂即以一尊北魏孝明帝神龜年間(518—520)的鎏金銅造像,與鄒氏相交換。
當時古泉界同仁聞訊后,可謂是羨慕嫉妒恨,認為程文龍“足為東南藏泉家之冠”。友人澹臺子驥聽說程氏得此珍泉,將文龍字改稱“吳泉”,金石學家羅振玉為其位于上海太倉路鴻儀里二號的寓所榜題“大泉五千之室”。1934年夏,岑子潛與程文龍相識,暢論古泉,情投意合。
1943年7月,程文龍病逝,大泉由其兒子程宗進秘藏。孫仲匯講述了一段這枚大泉五千如何由程宗進珍藏轉到沈子槎(圖5)手里,最后捐贈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曲折故事。新中國成立之初,程宗進數(shù)次向沈子槎借錢,當時說好以大泉五千作抵押,但程宗進卻遲遲不肯將實物脫手。
一天,沈老找到程宗進,說:“聽人講你早已把大泉五千賣掉了,否則為何不拿出來看看?”于是,程氏轉身回家,拿了大泉五千讓沈老看。沈老看后放入口袋,說:“一起去派出所解決問題?!钡搅怂?,沈老將珍泉與借款條都放在桌上,說:“此錢我買下后是要捐獻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物主已拿了我三百萬,東西該不該歸我?”結果是珍泉歸沈,借款條給了程宗進,事情得到圓滿解決。
沈老不負眾望,1959年將大泉五千捐贈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身),由文化部長沈雁冰簽名,為沈老頒發(fā)了獎狀。
第二枚大泉五千也是出土于浙江,距離第一枚大泉的出土地點百余里。
1936年,在浙江杭州錢塘江下游約四十里的頭蓬鎮(zhèn),有人挖掘溝渠時于污泥中發(fā)現(xiàn)“大泉五千”一枚,后為寄居杭州的紹興下方橋鎮(zhèn)人孫阿齊所獲。這枚錢比第一枚更加完整,透體鐵色,錢文清晰,篆書,旋讀(圖6)。
此錢由孫阿齊手中轉歸給戴葆庭,最終由陳仁濤收藏。1955年,陳仁濤的錢幣名品購藏入中國歷史博物館。這兩枚“大泉五千”現(xiàn)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古代錢幣”專題陳列廳中展出。
從以上故事可見,由于歷史變遷,“大泉五千”幸存的少之又少,偶有發(fā)現(xiàn)實為大幸,在古泉界被推為“五十名珍”之一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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