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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歲的乾隆帝

　　自1797年威廉·亞歷山大首次發(fā)表馬嘎爾尼在中國見聞大型版畫之后，這位英國傳奇畫家的作品始終是西方繪畫史和西方漢學研究史的顯學。

一名王姓貴族軍官的畫像

大清風俗畫

　　威廉·亞歷山大的影響如此深遠，以致于在西洋中國史畫的領(lǐng)域里，他具有一代宗師的地位；盡管如此，過去兩百年間，中國文史界和美術(shù)界對這位大人物卻全然陌生，直到近10年，一些書籍介紹馬嘎爾尼使華的相關(guān)著作時，才順便提到威廉·亞歷山大，同時將他的畫作當成小型插圖，點綴在不同的頁面，作為文字的注解。簡言之，威廉·亞歷山大描繪乾隆盛世中國的畫作問世兩百年以來，中國人尚未以一種精確的方式介紹這位堪稱不朽的畫家和作品。

　　2009年，威廉·亞歷山大的原版彩色銅版畫48幅在北京今日美術(shù)館展出。這是他的原作問世兩個世紀后，首次在中國土地上面對社會大眾。

　　18世紀末，資本主義在英國不斷擴張，促使英王喬治三世急于尋求一個新的市場，而東方的古老帝國中國，正是絕佳的選擇。經(jīng)歷1788年失敗的卡斯卡特使團后，1792年，喬治三世決定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派出使團，他任命馬嘎爾尼勛爵為正使，喬治·斯當東爵士為使團秘書和副使。使團成員近700人都是各領(lǐng)域的專家，如哲學家、外科醫(yī)師、機械專家、畫家、木匠、鐘表匠、裁縫、園丁、樂師、翻譯等。

　　最初使團被乾隆皇帝認為是前來納貢而受到禮遇，不僅一路上由沿途衙府供應肉菜米面，還受到搭設(shè)彩牌樓等高規(guī)格的禮遇，但在拜見乾隆皇帝的禮儀問題上雙方初顯不快，加之英政府提出開放舟山、寧波、天津等地通商，并要求在舟山和廣州為英國人劃一小島使用，乾隆皇帝對此不悅。

　　使團一行短暫訪問后就被要求返回，他們只好整理行李回航。雖然從馬嘎爾尼身負的使命來說，此次中國之行是失敗的，但使團成員回國后所留下來的紀錄，以及制圖員威廉·亞歷山大所創(chuàng)作的大量中國印象的畫作，毫無疑問，對后世具有巨大的文史意義。

　　盡管馬嘎爾尼使團出訪中國的外交以及商業(yè)目的失敗，但對英國國內(nèi)的普通民眾來說，這仍然是前往東方神秘古國并成功歸來的傳奇冒險之旅。作為當時最大規(guī)模的訪華使團，英國民眾都期待成員著書介紹此次所見所聞，此一訴求背后巨大的商業(yè)利益，讓使團成員中至少9人有留下日記或見聞錄存世。

　　在訪華使團繪圖員亞歷山大的畫作在團員見聞出版物上公開后，英國掀起不小的中國熱，不少畫家都受其影響而前往中國創(chuàng)作。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于1825年來到澳門，并游訪東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油畫作品。他在澳門的時候收了一位中國學生林呱，正是從林呱開始，西方繪畫中的透視、明暗效果等開始影響中國的外銷畫，造就了新呱、煜呱等重要的外銷畫家。

　　威廉·亞歷山大（1767—1816），生于英國肯特郡一個名叫梅德斯通的小鎮(zhèn)，他的父母經(jīng)營一家造馬車的作坊，盡管是工匠家庭出身，但是亞歷山大的父母很重視對子女的教育。亞歷山大從小就學習繪畫，1782年15歲的亞歷山大離開家鄉(xiāng)前往倫敦學畫，1784年進入當時英國最有名的皇家美術(shù)學院，7年后畢業(yè)。亞歷山大畢業(yè)后第二年，在他的啟蒙老師伊博森推薦下成為馬嘎爾尼使團的一名繪圖員。伊博森正是1788年英國派遣的卡斯卡特使團的隨行畫家。

　　其實，亞歷山大并沒有全程跟著使團，例如他沒有參與熱河之行，從杭州到廣州的返鄉(xiāng)之行又被安排乘船走海路，錯過了一路亮麗的風景。盡管如此，亞歷山大在回國后還是根據(jù)自己的素描及同伴的描述，繪制了他錯過的長城、熱河及江南風光的水彩畫，若不了解背景，這些作品一定會被認為是經(jīng)由畫家親眼所見而作。

　　亞歷山大回到英國后，每年都會拿出數(shù)幅水彩畫到皇家學院舉辦畫展，十年間他共舉行了16次畫展，其中前13次均與中國相關(guān)。而今，在世界各地的公私博物館、圖書館和私人收藏中，大約有3000幅亞歷山大的作品存世。

　　綜觀亞歷山大的作品，從其中國題材作品的精確與細致，可以看出他對中國及中國人觀察之敏銳，也說明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中國已經(jīng)成為英國乃至于歐洲重點關(guān)注的對象。使團來華之前做了大量功課，他們對另一種文明的觀察角度以及探索的深度，是當時保守封閉的中國人遠不及的。使團成員在旅行過程中對中國人的生活、生產(chǎn)方式的詳實記錄便是一個例證，如對船閘、水車這類充滿中國智慧的裝置的考察，包括了對外觀的如實描繪和對功能的簡述。

　　當時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態(tài)度，從使團帶來的禮物的遭遇可見一斑。英王送給乾隆皇帝的精密儀器、快膛槍等當時最先進的科技成果被當作工藝品，擺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的角落里，直到1860年英法聯(lián)軍攻進圓明園的時候，這些“貢品”仍然完好無損地擺在那里，六十多年來都沒有人動過。

　　從鴉片戰(zhàn)爭起，曾經(jīng)輝煌的中華帝國就陷入了泥潭，舉步維艱，早年馬嘎爾尼使團泛海攜來的那些“貢品”，本可以作為打開近代化之門的一把鑰匙，然而直到走投無路時，中國人才意識到可以“西學為用”，而此時即便是奮起追趕，也已錯失近一個世紀的發(fā)展良機。

　　西方世界通過亞歷山大這個西方人的眼睛和畫筆了解中國，18世紀末開始盛行的外銷畫，則是通過中國人的畫筆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國。威廉·亞歷山大有關(guān)中國的精美畫作的傳播，在歐洲掀起了一股中國風，來到中國的水手和商人都熱衷帶回一些可以展現(xiàn)中國的藝術(shù)品，這使得外銷市場上對用西畫技法表現(xiàn)的中國風俗大為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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