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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真君四年菀申造”鎏金銅佛，現(xiàn)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有大量中國古代佛教造像珍品，其中有一尊銘文題記為“太平真君四年”所造的鎏金銅佛立像（見圖），為保存完整、工藝精湛的北魏早期（公元443年）金銅佛造像，頗為引人矚目。

“太平真君四年菀申造”鎏金銅佛底座銘記（局部）

　　造像四足方座上刻有銘文曰：“太平真君四年，高陽蠡吾任丘村人菀申，發(fā)愿為東宮皇太子造心王菩薩，下為父母，一切知識，彌勒下生，龍華三會，聽受法言，一時得道。申弟菀霸、菀景、菀恩、菀亮侍佛時。所求如意，常見諸佛。清信士女劉文姜、菀景妻侍佛時?！?

　　此造像還曾在日本九州國立博物館巡展，館方設立的說明書，簡明扼要表述此造像的價值所在。說明書原文如下：

　　像雙肩裹袈裟，雙手屈臂，左手掌心向上伸出，右手掌面朝前，雙腿分開立于四腳腿座臺上的蓮花座。肉髻與頭發(fā)部分為漩渦狀，耳垂未制成環(huán)狀，非三道相。手勢為曼網(wǎng)相。在四腳座臺的各面內側鑄有蕨草紋樣，正面為鋸齒花紋，并刻有凈瓶。

　　本品為銅造，像本體與臺座整體鑄造而成，并施有鍍金。鑄造技巧高超。佛像總體高度高達53.5厘米，作為北魏時代的金銅佛像而言屬于大型雕像。在背面的大致中央處，開有一個方形（縱3、橫2厘米）的窗口，可能用于放置供奉品。

　　從四腳座臺的背面至左側面刻有銘文，由其內容可知，在北魏的太平真君四年（443），有現(xiàn)在中國河北省博野縣人氏，為皇太子以及自家父母等一族，師從彌勒修習佛法，為祈禱修成正果而鑄造此像。當時是太武帝治世（423—452年在位），太平真君七年因重用道教而斷然實行大規(guī)模打壓佛教的殘酷廢佛政策。因此，追溯同年制佛像而少見遺留作品，此像的存在具有重要意義。

　　佛像身體修長，雙手雙腳向左右大開，呈堂堂之姿，薄薄袈裟貼緊身體，突出強調強健體魄，這一點與中國甘肅炳靈寺石窟第169窟諸像作品風格相近，可以看出本品更多地受到了印度笈多王朝樣式等西域佛像樣式的影響。另一方面，從佛像微笑的容顏、卵形的頭部構造、二三條棱線勾勒而成的衣著紋理的表現(xiàn)等，能夠看出本作與北魏的復佛以后的金銅佛像也有一些共通的特征。

　　總之，本佛像作為經過中國北魏時代洗禮的大型作品，經歷了中國古代佛像的風雨變遷，是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物。

　　應當說，上述600余字的館方說明書，已經將此造像的造型特征、鑄造年代、歷史背景、藝術風格及研究價值，記述得十分明確了。隨著國內諸多佛教造像圖集對此造像的介紹，此造像逐步進入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成為研究中國早期金銅佛造像的“標準器”之一。然而，與眾多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一樣，此造像的來龍去脈始終無法確證，其原始出處及其流傳歷程究竟如何，始終還是一個未解之謎。

　　僅據(jù)造像銘記考察，“高陽”或指地處華北平原的高陽縣，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東南部，西與清苑毗鄰，南與蠡縣、肅寧接壤，東與河間、任丘相接。而“蠡吾任丘”，則正是南與高陽毗鄰的蠡縣，東與高陽毗鄰的任丘兩地；只不過“縣”字誤刻為“吾”字了。那么，造像主人菀申自稱為“高陽蠡吾任丘村人”，一人籍貫為三地，又作何解釋呢？九州博物館說明書中提及的造像主人菀申為“河北省博野縣人氏”，恐怕只能是另一種模糊的解釋?？傊?，此造像最初鑄造于何地，還有待于進一步考證與探研。

　　另一方面，此造像是何時被發(fā)現(xiàn)的（出土或傳世），又是如何流入日本的，也都無從考索。因相關文獻匱乏，學者對此一直沒有任何披露。也是因緣巧合，筆者翻檢一批近代佛教文獻時，在一部名為《凈土清鐘》的書中，竟意外查獲到了此造像發(fā)現(xiàn)與流傳的相關線索。

　　此書為民國乙丑年（1925）初版，至丁丑年（1937）已為第四版印行。此書第四版中附印有一尊銅佛造像的珂羅版照片，題有“魏太平真君四年造佛像一軀攝影”字樣。照片背后印有像主題記與像贊。

　　寫下題記與像贊的，是當時的此造像收藏者對鳧居士，即潘守廉，系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國務院總理潘復之父。潘守廉（1845—1939），字潔泉，名守廉，號對鳧居士。山東濟寧人。清末官員，學者。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曾任河南南陽知縣、鄧州知府。晚年寓居天津，篤信佛教，為印光大師摯友，曾任天津居士林林長。所編《凈土清鐘》一書，即請印光監(jiān)定，由天津文嵐簃印書局代印。

　　據(jù)潘氏題記可知，“民國丁卯”（1927）年間，他經友人介紹，從“天津梁氏古佛精舍”后人手中，購得此造像。購藏代價為“八百羅漢”，可能是不便直言或覺言之不雅的“隱語”，或即為“八百銀圓”。若果真如此，購價也頗為不菲了。

　　那么，八百銀圓購價究竟有多么“不菲”呢？不妨對照一下當時基本物價情況，作一番比較。據(jù)《魯迅日記》載，1924年5月，魯迅在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瞧中一處四合院（現(xiàn)北京魯迅博物館），花800元銀圓買了下來。這座四合院有3間南房，3間正房，東西各一間小廂房，正房后面還有一口井、幾棵樹、一片小花園。這樣的參照比較之后，不難發(fā)現(xiàn)，當年潘氏購得這尊造像的代價，竟可以在北京城里買一所中等規(guī)模的四合院，也著實是不菲了罷。

　　《凈土清鐘》一書，乃潘氏自印自發(fā)、免費贈送信眾的佛教勸善書，印量應當不在少數(shù)。此書1925年初版之后不久，即印行了第二版。當時，他尚未購藏“太平真君四年”造像，所以此書的初版、二版均未附印有此造像的照片。第三版何時印行，筆者未見實物，無法判定。目前，僅在此書第四版中獲見此造像照片。

　　因《凈土清鐘》一書，純系佛教信眾內部流通，外界少有人知。加之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平津兩地迅即淪陷于日軍之手，潘氏也于兩年后（1939）逝世，此書可能就此絕版，再未印送。潘氏珍藏的，尊為“古佛靈集樓之首座”的這尊造像，也就此下落不明。

　　無獨有偶，筆者翻檢《凈土清鐘》一書，又檢索到一部由潘氏自印《佛說阿彌陀佛經詳注》，書中亦附印有同一造像照片及題記、像贊等。此造像照片之后，尚有一“魏正始三年造佛像”照片，亦是金銅佛造像。此書版權頁明確標有“中華民國十六年夏歷五月初片貳仟部”字樣，可知此書印成于1927年6、7月間，且印量達2000部之多。

　　由此可見，潘氏所藏古代佛造像，應當頗具規(guī)模，且樂于宣揚，喜好將所藏佛像附于自印的佛教圖書之中。故當年知悉潘氏藏有包括“太平真君四年”造像等佛教藝術珍品者，應有相當數(shù)量。只是因為時過境遷，八十余年之后，潘氏印送的這些佛教圖書大多毀佚，久已湮沒無聞，故其珍藏古代佛造像的事跡，遂逐漸鮮為人知了。

　　綜上考述，潘守廉自1927年購藏“太平真君四年”造像之后，在其自印佛教圖書中將其攝影附印，至1937年間仍在附印。故可推知，潘氏擁有此造像至少有十年時間，即1927年至1937年間。至于“七七事變”之后的情形，則仍無法確切知曉，究竟是自愿還是被迫轉讓給日籍人士，還是在其死后流散四方、東渡扶桑，這一切謎團背后的真相，都還只得留待將來再予求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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