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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內(nèi)府《古琴冊》殘冊的特色與意義

時間:2018/9/11 18:29:30  來源:北京畫院 作者邵彥/作者為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

查阜西舊藏清宮《古琴圖》殘冊(封面)

  清宮舊藏《古琴圖》殘冊(為行文方便,以下略稱“《古琴圖》殘冊”),現(xiàn)存十頁,曾經(jīng)古琴大師查阜西(1895—1978)收藏,并由他編纂的古琴史料集《中國古琴珍萃》刊載,可靠性受到古琴研究界一致認可。筆者又于該冊之外發(fā)現(xiàn)與它原屬同一系列的散頁一幅。這十一幅圖頁圖文并茂地載錄了十一件清宮藏琴的形制和銘記。冊中諸琴都已失傳,但根據(jù)冊中內(nèi)容和其他傳世實物,可知乾隆六年至七年(1741—1742),清內(nèi)府有一次古琴制匣、題銘活動。這些古琴譜錄的繪制技法融合中西,繼承了雍正內(nèi)府業(yè)已存在的、以中西融合畫法記錄內(nèi)府所藏文玩的傳統(tǒng),很可能出于雍正時期已經(jīng)在華的耶穌會士畫家之手。但他們在乾隆初年確立的寫實圖像與文字相結合、品第與賞玩相結合的原則,對乾隆時期的一系列圖譜具有啟示作用,并將文玩圖譜與文史圖譜明顯地區(qū)分開來。

  一、由畫觀琴

  《古琴圖》殘冊外封縱30厘米,橫26.5厘米,封面木制,封底紙制。木封上裱有萬字地四出八窠團花紋緙絲,雖然殘破,但與明清宮廷遞藏的琴曲《秋鴻》圖譜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質(zhì)地和紋飾相近,簽式相似,可以推測是清宮原裝。左上角有紙質(zhì)簽條,墨書行楷題“乾隆御題琴譜冊”,下署“甲戌春三月,臣黃彭年恭書”,甲戌為同治十三年(1874),題署格式非宮中規(guī)范,應已流落民間,可能于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lián)軍劫掠圓明園或咸豐帝“北狩”(逃往熱河)期間流出宮廷。古琴殘冊名稱為“琴譜冊”并不準確,很可能是受到清宮所藏真正的琴譜冊如《秋鴻》之類的影響,它們的整理、裝裱有可能是在同一時期完成的。

查阜西舊藏清宮《古琴圖》殘冊(內(nèi)頁選四開1)

  內(nèi)頁十幅,本幅各縱23.7厘米,橫46.9厘米,為對折式散頁,故容易散失。各頁均為紙本,紙托,四周用黃綾裱邊。每頁錄一琴,各有隸書題名,琴名分別為“九霄鳴珮”“大雅”“金聲玉振”“龍嘯天風”等。其中“丹山瑞噦”琴見于郎世寧繪《乾隆帝觀畫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可以佐證本冊所繪確是清宮藏琴。另外筆者曾見有“山水移情”散頁一頁,格式、尺寸、書體、畫風、署名皆與本冊相同,內(nèi)容亦屬同類,當是從同一系列的冊頁中散出無疑。與之同出的還有另外五開“釋樂冊”散頁,為典型的博物圖譜樣式,畫法勾勒賦色,局部略施渲染以示明暗,但與海西法相距甚遠,說明清宮同時存在兩種不同功能和風格的樂器圖譜。

(清)郎世寧 乾隆帝觀畫圖(局部) 紙本設色縱136.4厘米 橫62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這十一幅古琴圖頁每幅起首處皆以隸書題寫琴名,壓鈐御用印璽,除頭等十二號“天地同氣”鈐“乾隆御覽之寶”橢圓印,余皆為閑章。題名后繪該琴形貌,為正面俯視圖,頭下尾上。畫風精細,設色涂染。題名和琴圖各占約三行半的寬度。再后畫烏絲欄,以正楷錄寫長篇資料。內(nèi)容包括該琴的年代與形制特征和御制題贊銘刻,據(jù)此可知其制度為琴身銘刻御制行書贊語、匣中銘刻御制篆書題詩、匣中素箋御制楷書題詩(抄錄琴背御題詩),末附所擬等第編號,署名皆為“臣梁詩正、唐侃仝審定”。參照存世相關實物可知御制詩和題贊分別銘刻于琴背面和琴匣蓋內(nèi),匣蓋皆有隸書銘刻制琴朝代與琴名,并署“大清乾隆辛酉年裝”(辛酉為乾隆六年,1741),下有“永寶用之”璽。匣內(nèi)所置素箋則皆早已不知去向。

琴曲《秋鴻》圖譜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梁詩正(1697—1763),字養(yǎng)仲,號薌林,浙江錢塘(今杭州)人。雍正八年探花,歷任戶、吏、兵、刑、工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卒謚文莊。他是乾隆前期館閣體書家,不過,《古琴圖》殘冊中的楷書較梁氏本人所書更為娟秀,當是宮中書手所寫。梁詩正后來還曾多次參與編纂內(nèi)府藏器著錄和類書,包括乾隆八年參與編撰《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乾隆十二年主修《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卷、附釋文十六卷,乾隆十四年主修《西清古鑒》四十卷(附《錢錄》十六卷),乾隆十七年修《西湖志纂》十二卷等。

  唐侃當是供御的琴人,生平信息待考。“九霄鳴珮”一頁所錄御制七言古詩即是乾隆帝贊譽唐侃琴藝之作:“蕭森梧竹含秋清,銀猊吐篆縈風輕。虛堂萬籟俱闐寂,唐侃琴操鏘鏘鳴。一彈再撫余音杳,松風水月襟懷渺。孤鶴橫空唳一聲,繁絲弱竹喧群鳥?!?

  經(jīng)過1860年和1900年兩次京師淪陷,清宮藏琴損失慘重,現(xiàn)在圖冊中這十件古琴及其琴匣皆下落不明。與之相關的傳世文物,琴匣俱全的只有三例—宋“松石間意”琴及乾隆御制琴匣、明“音朗號鐘”銅琴及乾隆御制琴匣、明制“月露知音”琴及琴匣。它們的琴、匣規(guī)格與銘刻文字與印章位置、內(nèi)容具有一致性,并且都與《古琴圖》殘冊所記體式相符,可以互證可靠性。

  茲將迄今獲得的乾隆內(nèi)府古琴圖像與實物資料列表如下:

  清室入關后接收了明內(nèi)府舊藏唐宋古琴及大量明琴。為宮中藏琴制箱評級始于雍正時,據(jù)《內(nèi)務府造辦處活計檔》,雍正四年(1726)敕命將宮中藏琴分為“出等琴”“有等次琴”兩種,前者配紅漆套箱,后者配黑退光漆套箱。現(xiàn)存乾隆時期所制琴匣皆為黑退光漆,可知沿用了雍正時的“有等次琴”標準。

《山水移情》一開

  由這些資料可知,乾隆六年進行過一次宮中所藏古琴的整理活動,內(nèi)容是評級與制匣。諸琴“御題”都有對音色音質(zhì)的說明和評價,但是評等級的依據(jù)并不很清楚。古琴殘冊中的十張琴,唐四宋六,本文補入的四張琴則是宋二明二,大致反映了傳世琴中唐少宋多的狀況,且唐琴編號(名次)尚不及宋琴,很可能宮中較好的唐琴在雍正四年已經(jīng)被歸入“出等琴”,不再參加乾隆六年的評級。各琴等級編號前都有一“擬”字,有學者解讀為詞臣未敢擅定,呈請圣裁。如果此說成立,那么這些古琴圖冊就具有設計圖稿性質(zhì)。它們對于研究鑒定傳世古琴的年代、銘刻真?zhèn)魏褪欠袂鍖m舊藏等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釋樂冊》五開選四

  其中第十二號“天地同氣”鈐“乾隆御覽之寶”橢圓印,與其余各頁所鈐的閑章不同。冊子的裝裱體式為對折散頁,難以在一冊之中容納太多的頁片,據(jù)此似可推斷每十二頁裝為一冊,每冊的末頁鈐蓋較為正式的“乾隆御覽之寶”,其余皆鈐閑章,表示乾隆帝已經(jīng)審閱認可?!豆徘賵D》殘冊為第一冊(殘失首二頁,即頭等一號、頭等二號)。因“山水移情”散頁的存在,可知頭等十二號以下諸琴也有類似的圖冊,存世的“月露知音”“松石間意”“音朗號鐘”的編號也都應當屬于第二冊(第十三至二十四號)。既有頭等,亦應有二等、三等,這本冊子或許代表了一個更龐大的清宮藏琴圖錄系統(tǒng)。

(清)郎世寧 花鳥圖冊及梁詩正對題(十開之一)

  紙本設色 縱32.6厘米橫28.6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二、由琴觀畫

  古琴圖冊以紙本畫成,每幅都包含了詩書畫印元素,符合文人審美趣味。不過畫法都極為寫實,除了外形輪廓和尺寸比例準確,還富有立體感。其技法為勾線涂色,線條勻細勁挺,直線用界尺輔助畫成,七根弦還用白線復勾,部分琴徽涂金,部分琴的額上有乾隆御鑒題名填金刻字。這些技法細節(jié)都保留了宋代工筆畫古法。但是總體上看它們并不是采用中國傳統(tǒng)的平涂設色法,也不是局部暈染而略具立體感,倒是堪稱古代的“照相寫實主義”作品。

 

《古琴圖》殘冊中的“九霄鳴珮”

  古琴漆面由于自然風化和彈奏共振會產(chǎn)生各種斷紋,根據(jù)其裂紋大小和形態(tài),有“牛毛斷”“蛇腹斷”等名稱。另外琴面經(jīng)常與弦摩擦之處會有磨損,漆下灰胎將露,其色泛白。每一張琴的斷紋肌理和磨白效果各不相同。這些依靠傳統(tǒng)的平涂技法無法表現(xiàn),在圖冊中卻都清晰可辨。同為純黑漆琴,“九霄鳴珮”的梅花斷,“龍嘯天風”“山水移情”的蛇腹斷,“太古心”的牛毛斷各具特征,了不相混,且都富于立體感?!按笱拧薄敖鹇曈裾瘛薄褒垏[天風”因揉按造成的局部漆面磨損都很明顯,“山水移情”則表現(xiàn)了獨特的螺鈿飛花效果。另外,“大雅”“金聲玉振”“萬壑傳松”“大圣遺音”幾張琴漆面斑斕,或是由于漆下使用了八寶灰胎,或是歷代迭經(jīng)修補,底色夾雜,這些都是平涂、暈染技法都無法表現(xiàn)的。至如琴額和龍齦部位漆色細微的深淺變化、琴面微鼓形成的光影效果、琴身的厚度,也都一一精細描繪,可以看出繪畫者受過系統(tǒng)的西畫訓練,又根據(jù)中國傳統(tǒng)審美趣味進行了弱化調(diào)整,使畫中的西洋風味細膩而不突兀。這不難令人認為,這位畫師可能是當時活躍在宮中的西洋傳教士,其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意大利人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實際上,郎世寧所繪《乾隆帝觀畫圖》中出現(xiàn)的“丹山瑞噦”畫法與本冊就極為相似,無疑大大加強了郎世寧就是本冊繪畫者的可能性。此外,可能的繪畫者還包括其他傳教士畫家(如入宮不久的王致誠),或他們的中國弟子如班達里沙等人。

 

《古琴圖》殘冊中的“金聲玉振”

  清宮中用“海西法”描繪記錄內(nèi)府所藏文玩的活動,可以上溯到雍正中期?,F(xiàn)藏英國倫敦達維德基金會和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的兩件《古玩圖》卷,分別繪于雍正六年和七年(1728和1729),僅前者就繪有文玩223件,其中所繪不包括古琴,以瓷器為最多。它們都是用“海西法”畫成,寫實逼真,逐件羅列(有堆疊)無構圖可言,具有鮮明的資料性質(zhì)。

 

《古琴圖》殘冊中的“丹山瑞噦”

  乾隆時期的“海西法”器物圖錄無疑是在此基礎上發(fā)展而來的。與兩卷《古玩圖》題材有較多重合的是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四部陶瓷圖譜(《失名陶瓷譜冊》《精陶韞古》《燔功彰色》《埏埴流光》)、四部青銅器圖譜(《吉范流輝》《范金作則》《吉金耀采》《觀象在镕》),每套十圖。據(jù)檔案研究,它們皆作于乾隆晚期(五十二年和五十七年),總數(shù)應有十四本,另外六本尚不知下落。現(xiàn)存八本體例和裝潢格式較為一致,皆為推篷裝,所繪器物大多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和北京故宮博物院(個別藏達維德基金會),可知是寫實之作。它們都是一器一圖,圖的畫法皆以勾線為骨,設色則用“海西法”,效果有立體感,設色逼真。對頁附有較為詳細的說明文字,內(nèi)容是對器物的史料記載、考證和品評。它們的功能不是全面譜錄,而是與精選的十件器物一起放置于一個“多寶格”內(nèi)。

 

清乾隆范金作則多寶格及圖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清宮的青銅器譜錄并非始于上述青銅器圖譜,而始于《西清古鑒》,完成于乾隆二十年(1755),亦由梁詩正等奉纂修,但是它繼承的卻是更為久遠的《考古圖》《宣和博物圖》的傳統(tǒng),以線描圖表現(xiàn)古銅器,圖后半頁文字記載器物著錄信息。從《考古圖》到《西清古鑒》,以及《古玩圖》卷,無疑是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資料。前者是供觀看的立體感圖像、純圖像,而后者是供閱讀的線性圖像加上文字說明。古琴圖冊顯然融合了這兩種傳統(tǒng),既繼承了“海西畫法”,又增加了文字著錄與品評,開創(chuàng)了圖文并置、品賞相融的新傳統(tǒng),即供案頭賞玩的文玩圖冊。完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清宮古硯譜錄《西清硯譜》雖然采用與《西清古鑒》類似的金石著錄的書籍形式,但硯在明清時期具有鮮明的文玩性質(zhì)。所以我們看到,《西清硯譜》(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皆藏有內(nèi)府寫繪本)中的各幅硯圖畫法以墨代色,通過濃淡變化表現(xiàn)硯體的厚度、質(zhì)感,尤其是紋飾鑿刻處的凹凸變化。這些硯圖由宮廷畫家門應兆所繪,他未從傳教士畫家學過畫,但能照貓畫虎。再晚上約十年,乾隆帝在位最后階段下令制作的“多寶格”青銅圖譜一方面恢復和加強了更有立體感和逼真感的“海西畫法”,效果大大優(yōu)于《西清硯譜》,一方面相應的文字則更接近《考古圖》和《宣和博古圖》的形式,較古琴圖冊減弱了文學色彩。

 

(北宋)汝窯橢圓小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燔功彰色圖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總結而言,乾隆內(nèi)府用感性的“海西法”表現(xiàn)文玩,而用更具理性色彩的線描圖表現(xiàn)史料性的青銅器(包括《西清古鑒》所附《欽定錢錄》中的錢幣,以及后編的《西清續(xù)鑒》所收的青銅器)。同樣是圖像,前者訴諸感情和感覺,在當時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接近立體的實物;而后者富于符號性,需要一定程度的解讀和轉譯,更接近文字閱讀體驗,需要讀者進行較為復雜的理性思考。顯然,前者更輕松,更符合文玩應有的功能,也更符合出身漁獵民族、原來甚至沒有文字的滿洲貴族的民族性格中深藏的好動與感性因素。采用這種畫法,也是乾隆帝滿足自己內(nèi)心需求的方式。后者則更令人緊張和勞累,更符合識字文化與定居農(nóng)耕民族的文化規(guī)訓要求。采用這種畫法,是乾隆帝滿足他作為天下共主,尤其是中原之主的形象需要。

 

《西清硯譜》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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