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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檀描金萬福紋扶手椅

　　清代家具在康熙朝以前還保留著明式風格特點，到乾隆時，已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在當時大中城市中，普遍存在著木作、銅作、鐵作、漆作以及紡織、印刷等行業(yè)的手工作坊；康、雍、乾三朝經濟的繁榮，為清式家具的形成和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紫檀柜格

紫檀嵌玉玉堂富貴圖掛屏

　　清式家具與明式家具在造型藝術及風格上的差異，首先表現(xiàn)在清式家具用材厚重，家具的總體尺寸較明式寬大，相應的局部尺寸也隨之加大；其次清式家具裝飾華麗，表現(xiàn)手法主要是鑲嵌、雕刻及彩繪等，給人的感覺是穩(wěn)重、精致、豪華、艷麗，和明式家具的樸素、大方、優(yōu)美、舒適形成鮮明的對比。它雖不如明式家具那樣具有科學性，顯得厚重有余，俊秀不足，給人沉悶笨重之感。但從另一方面說，由于清式家具以富麗、豪華、穩(wěn)重、威嚴為準則，為達到設計目的，利用各種手法，采用多種材料，多種形式，巧妙地裝飾在家具上，效果也很成功。所以，清式家具仍不失為中國家具藝術中的優(yōu)秀作品。

　　清式家具的產地主要有廣州、蘇州、北京三處。他們各代表一個地區(qū)的風格、特點，被稱為清式家具的三大名作。其中又以廣式家具最為突出，并得到皇家的賞識。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大量來華，傳播了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促進了中國經濟和文化藝術的繁榮。廣州由于它特定的地理位置，便成為中國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門戶。隨著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fā)展，各種手工業(yè)也都隨之恢復和發(fā)展起來。加之廣州又是貴重木材的主要產地，南洋各國的優(yōu)質木材也多由廣州進口，制作家具的材料比較充裕，這些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賦予廣式家具獨特的藝術風格。

　　廣式家具的特點之一是用料粗大充裕，以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紫檀邊座點翠插屏為例，在兩側瓶式立柱上用料粗大充裕的特點最為突出。每個立柱從底座墩木的上平面算起，就高達63.5厘米，瓶腹最寬處19厘米，厚6.5厘米。要用這么大的木料削成細脖、大腹、小底的方瓶形式，自然要挖去許多木料。再看插屏底座的木墩，長55.5厘米，寬11厘米，高15厘米，下面挖出曲線輪廓，兩端留足。其用料的大小，關系插屏的穩(wěn)定與否，因此，廣式家具的腿足、立柱等主要構件不論彎曲度有多大，一般不用拼接做法，而習慣用一塊木料挖成。其他部位也大體如此，所以廣式家具大都比較粗壯。

　　廣式家具為講求木性一致，大多用一種木料制成。通常所見廣式家具，或紫檀，或酸枝，皆為清一色的同一木質。決不摻雜其他木材，而且廣式家具不加漆飾，使木質完全裸露，讓人一看便有實實在在、一目了然之感。

　　廣式家具特點之二，是裝飾花紋雕刻深峻，刀法圓熟，磨工精細。它的雕刻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建筑雕刻的影響。雕刻花紋隆起較高，個別部位近似圓雕，加上磨工精細，使花紋表面瑩滑如玉，絲毫不露刀鑿痕跡。以紫檀雕花柜格為例，柜格正面兩門板心都飾以陽刻花紋，四角及正中雕折枝花卉，花朵及枝葉叉芽四出，由于雕刻較深而極富立體感。所飾西洋巴洛克花紋，翻轉回旋，線條流暢。圖案間隙留出襯地兒，在雕刻時，除圖案紋飾外，其余則用刀鏟平，再經打磨平整。雖有紋脈相隔，但從整個地子看，決無高低不平的現(xiàn)象。在板面圖案紋理復雜、鏟刀處處受阻的情況下，能把地子處理得這樣平，在當時手工操作的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這種雕刻風格，在廣式家具中尤為突出。

　　廣式家具的裝飾題材和紋飾，也受西方文化藝術影響。明末清初之際，西方的建筑、雕刻、繪畫等技藝逐漸為中國所應用，自清代雍正至乾隆、嘉慶時期，摹仿西式建筑的風氣大盛。除廣州外，其他地區(qū)也有這種現(xiàn)象。如：在北京興建的圓明園，其中就有不少建筑從形式到室內裝修，無一不是西洋風格。為裝飾這些殿堂，清廷每年除從廣州定做、采辦大批家具外，還從廣州挑選優(yōu)秀工匠到皇宮，為皇家制作與這些建筑風格相協(xié)調的中西結合式家具。即以中國傳統(tǒng)工藝制成家具后，再用雕刻、鑲嵌等工藝手法裝飾西洋花紋。這種西式花紋，通常是一種形似牡丹的花紋，亦稱“西番蓮”。這種花紋線條流暢，變化多樣，可以根據(jù)不同器型而隨意伸展枝條。它的特點是多以一朵或幾朵花為中心，向四處伸展，且大都上下左右對稱。如果裝飾在圓形器物上，其枝葉多作循環(huán)式，各面紋飾銜接巧妙，很難分辨它們的首尾。

　　廣式家具除裝飾西式花紋外，也有相當數(shù)量的傳統(tǒng)花紋。如：各種形式的海水云龍、海水江崖、云紋、鳳紋、夔紋、蝠、磬、纏枝或折枝花卉，以及各種花邊裝飾等。有的廣式家具中西兩種紋飾兼而有之；也有的廣式家具乍看都是中國傳統(tǒng)紋飾，但細看起來，總或多或少地帶有西式痕跡。為我們鑒定是否為廣式家具提供了依據(jù)。當然，我們也不能僅憑這一點一滴的痕跡就下結論，而不從用材、做工、造型、紋飾等方面綜合考慮。在這方面，我們不妨再以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紫檀柜格為例加以說明。柜的兩山雕刻的都是中國傳統(tǒng)折枝花卉，正面對開兩門，每扇四角各雕一組折枝梅花，中間也以折枝花為飾，但四角與中間花之間的空當中，又雕一組西洋巴洛克風格的圖案。上部四框飾繩紋，兩層膛板下各裝抽屜一層，共四支。在抽屜外面又以紫檀薄板雕刻西洋花紋飾邊。這種裝飾手法在廣式家具中是屢見不鮮的。在眾多的廣式家具中，帶有西洋式花紋或有西洋痕跡的約占十之六七。

　　清初，為適應對外貿易的發(fā)展，廣州的各種官營和私營手工業(yè)都相繼恢復和發(fā)展起來，給家具藝術增添了色彩，形成與明式家具截然不同的藝術風格。這種藝術風格主要表現(xiàn)在雕刻和鑲嵌的藝術手法上。鑲嵌作品多為插屏、掛屏、屏風、箱子、柜子等，原料以象牙、螺鈿、木雕、景泰藍以及玻璃油畫等為主。

　　提到鑲嵌，人們多與漆器聯(lián)系在一起，原因是中國鑲嵌藝術多以漆器作地兒。而廣式家具的鑲嵌卻不見漆，是有別于其他地區(qū)的一個明顯特征，傳世作品也很多。內容多以山水風景、樹石花卉、鳥獸、神話故事及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風土人情等為題。如前所舉紫檀邊座點翠象牙插屏，屏心以黑色絲絨為襯地兒，用點翠嵌成山水樹石，象牙著色人物，描繪出農家一年一度的燈節(jié)情景。人物雕刻細膩，點翠色彩艷麗。

　　廣州還有一種以玻璃油畫為裝飾材料的家具，也以屏風類家具最為常見。玻璃油畫就是在玻璃上畫的油彩畫，于清代初期由歐州傳入中國，首先在廣州興起，曾形成專業(yè)生產。

　　蘇式家具是指以蘇州為中心的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所生產的家具。蘇式家具形成較早，舉世聞名的明式家具即以蘇式家具為主。它以造型優(yōu)美、線條流暢、用料及結構合理、比例尺寸合度等特點和樸素、大方的格調博得了世人的贊賞。進入清代以后，隨著社會風氣的變化，蘇式家具也開始向繁瑣和華而不實方面轉變。這里所講的蘇式家具主要指清代而言。

　　以紫檀席心描金扶手椅為例，從外觀看，頗為俊秀華麗，但從其用料方面看，是異常節(jié)儉的。先從四條腿說起，四條直腿下端飾回紋馬蹄，上部飾小牙頭，這在廣式家具中通常用一塊整料制成。而此椅卻不然，四條直腿平面以外的所有裝飾全部用小塊碎料粘貼，包括回紋馬蹄部分所需的一小塊薄板。椅面下的牙條也較窄較薄，座面邊框也不寬，中間不用板心，而用藤席，又節(jié)省了不少木料。再看上部靠背和扶手，采用拐子紋裝飾，拐角處用格角榫拼接，這種紋飾用不著大料，甚至連拇指大小的小木塊都可以派到用場，足見用料之節(jié)儉。

　　蘇式家具的大件器物還常采用包鑲做法，即用雜木為骨架，外面粘貼硬木薄板。這種包鑲做法，費力費時，技術要求也較高，好的包鑲家具不經仔細觀察或移動，很難看出是包鑲做法。聰明的工匠通常把拼縫處理在棱角處，而使家具表面木質紋理保持完整，既節(jié)省了木料，又不破壞家具本身的整體效果。為了節(jié)省材料，制作桌子、椅子、凳子等家具時，還常在暗處摻雜其他柴雜木。這種現(xiàn)象，多表現(xiàn)在器物里面穿帶的用料上?，F(xiàn)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大批蘇式家具，十之八九都有這種現(xiàn)象。而且明清兩代的家具都是如此。蘇式家具里側大都油飾漆里，目的在于使穿帶避免受潮，保持木料不致彎形，同時也有遮丑的作用。

　　總之，蘇式家具在用料方面和廣式家具風格截然不同，蘇式家具以俊秀著稱，用料較廣式家具要小的多。由于硬質木材來之不易，蘇作工匠往往惜木如金，在制作每一件家具前，要對每一塊木料進行反復觀察、衡量、精打細算，盡可能把木質紋理整潔美麗的部位用在表面上。不經過深思熟慮，決不輕易動手。

　　蘇式家具的鑲嵌和雕刻也主要表現(xiàn)在箱柜和屏聯(lián)上。以普通箱柜為例，通常以硬質木材做成骨架，當中起槽鑲一塊軟木板，然后按漆工工序做成素漆面。漆面陰干后，開始裝飾，先在漆面上描出畫稿，再按圖案形式用刀挖槽兒，將事先按圖做好的各種質地的嵌件鑲進槽內，用膠粘牢，即為成器。蘇式家具中的各種鑲嵌大多用小塊材料堆嵌，整板大面積雕刻成器的不多。常見的鑲嵌材料大多為各種玉石、各色彩石、象牙、螺鈿、各種材質的木雕等。在各種木雕中又以雞翅木雕居多。

　　蘇式家具鑲嵌手法的主要優(yōu)點是可以充分利用材料，哪怕只有黃豆大小的玉石或螺鈿碎渣，都不會廢棄。

　　蘇式家具的裝飾題材多取自歷代名人畫稿。以松、竹、梅、山石、花鳥、風景以及各種神話故事為主。其次是傳統(tǒng)紋飾，如：海水云龍、海水江崖、龍戲珠、龍鳳呈祥等。折枝花卉亦很普遍，大多借其諧音寓意一句吉祥語。局部裝飾花紋多以纏枝蓮或纏枝牡丹為主，西洋花紋較為少見。一般情況下，蘇式的纏枝蓮與廣式的西番蓮，已成為區(qū)別蘇式還是廣式的一個特征。

　　京作家具一般以清宮造辦處所制家具為主。造辦處中設有單獨的木作，從全國各地招募優(yōu)秀工匠到皇宮服役。由于廣州工匠技藝高超，又在木作中單設一廣木作，全部由廣州工匠充任，所制家具帶有濃厚的廣式風格。它與純粹廣式家具的不同之處主要表現(xiàn)在用料方面。其原因是這些優(yōu)質木材全部從廣州運來，一車木料輾轉數(shù)月才能運到北京，沿途人力物力，花費開銷自不必說，皇帝本人也深知這一點。因此，造辦處在制作一件家具之前，先畫樣呈覽，經皇帝審批后，方可制作。在造辦處檔案中，經常記載著這樣的事，皇帝看過圖紙后提出修改意見，準作小樣，小樣制成后再經皇帝呈覽，皇帝看后覺得某部分用料過大，及時批示將某部收小些。久而久之，形成京作家具較廣式家具用料小的特點。在造辦處普通木作中，多由江南地區(qū)招募優(yōu)秀工匠，其作工趨向蘇式。不同的是，他們在清宮造辦處制作的家具較江南地區(qū)用料要大，而且沒有摻假的現(xiàn)象。

　　從紋飾上看，京作家具較其他地區(qū)又獨具風格。它從皇家收藏的古代玉器、銅器上汲取素材，巧妙地裝飾在家具上。清代在明代的基礎上發(fā)展得更加廣泛了，明代多限于裝飾翹頭案的牙板和兩腿間的鑲板，清代則在桌案、椅凳、箱柜上普遍使用。明代多雕刻螭虎龍 (北京匠師多稱其為拐子龍或草龍)；而清代則是夔龍紋最為常見，其他還有夔鳳紋、拐子紋、螭紋、虬紋、蟠紋、饕餮紋、獸面紋、雷紋、蟬紋、勾卷云紋等無其不有。根據(jù)家具造型的不同特點，而施以各種不同形態(tài)的紋飾，表現(xiàn)了古色古香、文靜典雅的藝術形象。

　　清代自康熙晚期至乾隆初期曾一度開放寧波和廈門兩個口岸，與海外通商貿易。來往最多的是日本，貿易品類中有相當數(shù)量的東洋漆家具。這些洋漆家具進入皇宮，深得皇家喜愛，從清代宮中貢檔得知，在這一時期內，除從日本直接進口外，還在浙江寧波、江蘇淮安、福建福州、江西九江和長盧等地大批仿制洋漆家具，進貢皇宮。尤其是福州，以金漆描畫山水樓閣著稱，裝飾花紋則以西洋花紋占多數(shù)，在漆器行業(yè)中，居全國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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