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很多人來說，巴金是一個久遠的名字，但事實上，直到去世時，他還擔任中國政協(xié)副主席和全國作協(xié)主席
巴金去世的消息一經(jīng)傳開，許多人才發(fā)現(xiàn)，長壽的他幾乎已經(jīng)被世俗社會遺忘了。
巴金的一生貫穿了中國的一百多年歷史，這在中國作家里屈指可數(shù)——他經(jīng)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1949年新中國建立，“文化大革命”，1978年思想解放，80、90年代的改革開放等，中國上世紀幾乎所有重大的歷史時刻，都在巴金的人生中留下了痕跡。
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巴金研究學者周立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巴金等知識分子是“五四”后的第二代，第一代是魯迅等人。
另一種說法是：巴金是“泛五四一代”的最后一個作家。
最后的“五四一代”作家
巴金出生于一個大家庭，并不像一些書里渲染的那樣家境清貧，他的父親曾做過知縣，以愛民著稱。據(jù)《巴金傳》(徐開壘著)描述：那時巴金經(jīng)?？锤赣H審案，不時會遇到這樣的情況：犯人被判重刑后還要跪下千恩萬謝。巴金不理解，明明被打了還有何恩可謝呢，應該憤怒才對啊——晚年時巴金才對此做出了解釋，他認為這是一種人的奴隸意識——對于青年時代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巴金來說，這是不能容忍的，無政府主義最主要的原則是強調(diào)獨立意識和個人自由。
在法國留學時，有一件事情堅定了巴金的無政府主義信仰。1920年，美國一個皮鞋廠準備發(fā)薪水，從銀行里領了一批錢，結(jié)果在街上被搶了，會計和主管當場被殺死，之前發(fā)生過一起類似事件，但這兩個案子都破不了案。這時，兩個美國人，一個是工廠的工人，一個是市場賣魚的，分別叫薩柯和凡賽蒂，這兩個工人都具有無政府主義思想，他們?yōu)闋幦」と说臋嗬?jīng)常號召大家罷工，被企業(yè)主仇恨在心。于是，他們突然被關進了監(jiān)獄，被認定犯了搶劫罪。雖然有很多人愿為他們做不在場的證據(jù)，但法庭不相信。后來，甚至連真的兇手也站出來自首了，法庭依然判這兩人死刑。
這個判決7年里一直沒有執(zhí)行，全世界的有良知的人們都在營救他們，其中包括法國的羅曼·羅蘭和德國的愛因斯坦，歐洲有名的知識分子還成立了救援委員會。
巴金當時在法國留學，他為此很激動，寫信，聲援，去參加社會活動。后來當死刑執(zhí)行時，他稱“罪惡完成了”。當晚睡不著覺，第二天一起來，就開始寫，這就是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
巴金原來的夢想是做一個革命家而不是作家。他起初寫作時，不像一般小說作家先構思好才下筆，而是直接抒發(fā)自己的情緒，幾乎全是情感的片段。
巴金曾一度忌諱說自己的無政府主義立場——當時這與馬克思主義是尖銳對立的。雖然兩者的最初思想源頭相同，所謂最高理想“共產(chǎn)主義思想”也一樣，但在實現(xiàn)理想的手段上，兩者有重大的分歧：無政府主義強調(diào)個人的自由，不能有組織來統(tǒng)治，什么都強調(diào)是自發(fā)的，不是由黨組織領導，而是由工人自發(fā)組織；而馬克思主義強調(diào)嚴密組織斗爭，并且要以暴力取得斗爭的勝利，通過軍隊來實現(xiàn)。
無政府主義曾批評蘇聯(lián)，說革命雖然是對的但結(jié)果是錯的，建立蘇維埃限制了人們的自由。
《巴金傳》的作者、作家徐開壘說，“五四”期間，巴金讀到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告少年》的中譯本，異常激動，給翻印此書的《新青年》社的陳獨秀寫信，尋求指導，但未接到回信。后又讀到廖亢夫的劇本《夜未央》中譯本，深受感動，北京大學實社出版的《實社自由錄》書中刊登了流亡美國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愛瑪·高德曼富于煽動性的文章，更使他第一次了解到無政府主義的要義。
巴金當時一直相信自己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自稱安那其主義者(“巴金”這個筆名便采取安那其主義者巴枯寧和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克金兩人名字中之一音合成)，巴金的真名叫：李堯棠。安那其主義否認一切原理，否認一切原理原則，否認一切政治的社會的威權，而把眾人置于平等的共產(chǎn)狀態(tài)之下，相信這個主義的人自然容易傾向那思想絕對自由的“虛無主義”。
新中國成立后，他開始并不說自己當年的信仰，到了晚年，外界環(huán)境比較寬松，他自己也看開了，認為要尊重歷史，講出來也沒有什么。
“寫作六七十年，我并無大的成就，可以說是愧對讀者”
巴金研究學者周立民認為，巴金在1927年以前的創(chuàng)作道路，完全是無意識的。寫《滅亡》除了受“薩凡事件”的影響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想證明給大哥及家人看。因為當時家道中落，他到法國留學是很艱難的，家里供養(yǎng)他很吃力，而他一直在做一些與所學工科無關的革命宣傳。他想以這本小說告訴大哥，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多么偉大。
出版小說也是出于想送給親友看的緣故，但無意中被做編輯的葉圣陶看到，認為不錯，登到了報紙上。而回國后，巴金仍然沒有想過要當作家，他一直在寫關于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
后來發(fā)生的事情改變了巴金。無政府主義是在“五四”之前傳到中國的，有很大的影響，一度超過了馬克思主義，但1927年國共合作的北伐大革命以后，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完全衰落了，很多人不再相信無政府主義，有些人加入國民黨做了高官。
此時的巴金內(nèi)心痛苦而彷徨，為了發(fā)泄苦悶和無聊，他開始寫作。這期間，因為不堪忍受大家庭內(nèi)部的爭斗和傾軋，加上在一次投機市場的風波中受創(chuàng)，他的大哥自殺。大哥李堯枚一直是他最重要的精神和物質(zhì)支柱，早在1937年留學法國時，他寫信給李堯枚說，“沒有你在，縱有千萬的人，對于我也是寂寞?！?/P>
李堯枚自殺時，巴金正好在寫小說《激流》，以他的大家庭為原形，他曾經(jīng)希望以這篇小說說服大哥不要再在虛偽的紳士堆里混日子。大哥去世后，他一發(fā)不可收拾，每周送往連載小說的《時報》的稿子，足夠十天之用。這篇小說在連載5個月后，突然被停止刊發(fā)，報紙編輯來信埋怨他寫得太長，暗示再不收尾就腰斬了。隔了幾天，巴金寫信給編輯說，自己手頭還有幾萬字未刊出，希望報紙盡量登完，至于稿費，他不要了。如此，《時報》還是把《激流》登完了，也果然沒有再給他稿費。然而在小說里，他始終沒忍心把大哥自殺的情節(jié)寫進去。
所謂《激流》就是后來的《家》。此刻，《家》正應合了“五四”時期青年一代的心態(tài)，在讀者中產(chǎn)生了很大的反響。而雖然名聲越來越大，巴金還一度聲稱要停筆，認為做一個文人是件非常墮落的事情。后來辦文化生活出版社，算是給這種理想找到了社會上的一個契合點。
有一次，《巴金傳》的作者徐開壘問他，“寫作才能是從哪里來的？”巴金說，“我并沒有才能，我寫小說，主要是小說看得多。”在說到自己為什么要寫小說時，他說，“我信仰過無政府主義，但在認識過程中，一接觸實際，就逐漸發(fā)覺它不能解決問題，所以，常常有苦悶，有矛盾，有煩惱，這樣，我才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去抒發(fā)我的感情。要是我的信仰能解決我的思想問題，那我就不苦悶了，也就不矛盾了，這樣的話，我早就去參加實際工作，可能去參加革命了?！?/P>
1991年9月，巴金的故鄉(xiāng)四川省要召開“巴金國際學術討論會”，此時，巴金正遭受著帕金森氏癥的折磨，常常聽不懂自己講些什么，腦子指揮不動嘴，只好請筆來幫忙，寫了一封信讓人在大會上代為宣讀，信中說：“我不是文學家，也不懂藝術。我寫作不是我有才華，而是我有感情?！彼€說，“寫作六七十年，我并無大的成就，可以說是愧對讀者。”
據(jù)徐開壘回憶，巴金曾說，自己的思想中有人道主義、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但都是經(jīng)過別人分析后自己才發(fā)現(xiàn)的，而不是根據(jù)自己的主觀要求出現(xiàn)的。
“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感到羞恥”
中國新聞社老記者陸谷葦當年是報道巴金的記者，他說，1998年冬天巴金最后一次與記者公開見面,只安排了很短的時間,大約5到10分鐘,被家人推著輪椅走了一走。當時，他說，“我已經(jīng)活到95歲了，我要講的是,只要能思考的話,還是要向老托爾斯泰學習,不斷講真話?！?/P>
俄羅斯作家列夫·托爾斯泰被稱為19世紀世界的良心，他經(jīng)常標榜“心口一致”。
1949年6月,第一屆全國文代會在北平(今北京)召開，巴金卻沒見到好朋友沈從文。此時，沈因為文學觀里的“自由主義”被拒之門外。巴金在1932年認識沈之前,沈已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作家。一次，巴金去青島大學看望正在那里教書的沈從文，沈把自己的房子讓出來，讓巴金住在家里寫信和寫文章，第二年沈從文到北平工作，巴金去看他，這次已經(jīng)成家的他讓巴金住在家里的書房，繼續(xù)寫作。
文代會上沒看到沈從文,巴金很不安，他覺得這樣一個大會理應有沈從文的席位，但他沒勇氣講真話。當時的事實是，誰為沈從文說話，誰就可能得到和沈從文一樣的下場。雖然，這年的秋天，巴金還經(jīng)常去沈家作客，沈從文還是笑著接待他,但第二年，沈就被發(fā)配到歷史博物館，做講解員，徹底改行了。
1955年，胡風“反黨”風波中，盡管一直認為胡風是進步的知識分子，但巴金跟著大家一起寫了批判文章。幾十年后，他說：“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感到惡心，也感到羞恥。”他甚至覺得，因為這些當初寫在白紙上的黑字，子孫后代是不會原諒自己的。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說要提倡“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fā)表自己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很快，巴金連續(xù)發(fā)表十多篇雜感，斥責那些不讓人獨立思考的人。而在1957年，巴金的許多朋友被戴上了“右傾”的帽子，包括蕭乾、施蟄存。他與蕭乾因為政治原因在生活來往中出現(xiàn)了隔膜。而有一次，在北京紫光閣開會，當蕭乾進了會場，別人都不敢理睬他，只有巴金還和他打招呼，并主動坐在他旁邊。很多年后，巴金對徐開壘回憶說，“他是我的老友，我心又不忍，但又無可奈何。”
緊接著，1958年，巴金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在1957和1958年間，巴金開始寫人云亦云的東西，到1959年國慶十周年，連續(xù)發(fā)表了《我們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無上的光榮》等七篇散文。事實上，此時，不獨巴金一人選擇了這種緊跟形勢的寫法，茅盾的《遍地皆詩寫不贏》組詩等作品，更把知識分子在此期間的非正常狀態(tài)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曾作為巴金在上海作協(xié)和《收獲》雜志工作時副手的靳以，在國慶十周年前夕，幾乎每晚給巴金打電話，興奮地敘述自己的感受，結(jié)果巴金寫了7篇，他寫了15篇。靳以后突發(fā)心臟病而死。
在1962年5月，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巴金發(fā)言說自己這些年來“講得多，寫得少，而且寫得很差”，并且做了《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談話。當時張春橋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對巴金不槍斃就是政策，槍斃與不槍斃就在一線之間。”
文革中的一個晚上，幾個中學生翻墻進來，為首的只不過是十四五歲的“革命小將”。他們一聲吆喝，喝令巴金全家人都站出來。蕭珊看他們深夜闖入，來者不善，就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報告情況。誰知派出所只有一個人在值班，不敢管。巴金一家開始挨整,巴金和他的兩個妹妹以及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的女兒小林被一起關在廁所里,蕭珊在文革中病故。
余秋雨曾說，巴金雖然具有良知和強烈的反抗意識，但他從不走極端，有人道主義作為反抗的底線。正因為這個底線，他受到強烈的反抗者和徹底的革命者兩方面的不理解。
余秋雨和巴金的女兒李小林是同班同桌，和巴金一家的關系很熟，從而有機會了解巴金在最艱難歲月里的點點滴滴。據(jù)他說，蕭珊病危的時候，巴金想請假去看望，但被回絕，對方說，“你不是醫(yī)生你去干嘛！”后來，蕭珊去世，余秋雨去看望巴金，看到他一個人在房間里痛苦地背但丁的《神曲》。
文革結(jié)束后，巴金還擔心有第二次文革，說“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穩(wěn)，不會在夢中揮著雙手滾下床來呢？”
1979年10月，在第四次文代會期間，巴金聽說畫家韓美林的一件事。韓的鄰居養(yǎng)了一只小狗，韓經(jīng)常逗小狗玩，文革開始，他被批斗，打斷了一條腿，當時，鄰居的那只小狗從人叢中鉆出來，跑過來為他舔傷口，一邊用腳撫摸他的身體，一邊向打他的人發(fā)出狂叫。那些人便用棍棒打這只狗。幾年后，韓美林被放出來后，才知道那只狗從被打那天起，哀號了三天三夜后死了。
巴金聽了這個傳說，很慚愧，因為在文革中，為了保全自己，他們把家中的愛犬包弟送去醫(yī)院作了解剖。
“我不愿意讓人記住我的名字”
文革后，在寫《隨想錄》時，巴金對自己的一生作了深刻的檢討，甚至表示不值得大家記住他的名字。
“不要用我的名字，”這是巴金時常說的話?！八娜藥汀币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巴金過去的作品，巴金心里很不安，便關照出版社不要給他寄稿酬。
出版社如何處理這筆錢？在社黨委會上，大多數(shù)人主張以巴金的名義設一個編輯獎。當時巴金的侄子李致任總編輯，黨委會的決定就由他來執(zhí)行。他很矛盾，知道巴金不會同意。于是，在向巴金轉(zhuǎn)述黨委意見時，就建議說把稿費用來幫助那些生活困難的編輯和作者。果然巴金很快回信說：“稿費就按你所說用來幫助作者吧。設立獎金我不贊成，我反對用我的名字。”
1993年，巴金90歲誕辰時，四川省作家協(xié)會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設立基金會和文學獎，巴金又堅決不同意。1994年1月1日，巴金致函四川省作家協(xié)會，再次表述自己的意見，信中寫道：“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文學工作者，寫作六十幾年，并沒有多大成就，現(xiàn)在將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學事業(yè)聯(lián)系在一起，對我實在是莫大的榮譽，我非常感謝。但是建立‘巴金文學基金’，設立‘巴金文學獎’，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贊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會和設立文學獎。”
后來，又有一家海外華人組織與李致聯(lián)系，說他們準備合出一筆錢設立“巴金文學獎”，以獎勵在文學上有成就的海外華人。李致立即告訴他們，巴金一貫不贊成用他的名字設立文學獎，他本人也不好意思為這事去驚動老人了。
巴金喜歡寫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出版《巴金全集》時，計劃出版兩卷巴金日記。1991年冬天，李致到上海向巴金轉(zhuǎn)達了四川出版界想單獨出版日記的請求。巴金不太同意，李致提出：“《魯迅日記》也有單行本，您的日記也可以出單行本?！痹诶钪碌脑偃埱笙?，巴金勉強同意了。但是沒幾天，就收到了巴金的來信。巴金在信中寫道：“關于日記我考慮了兩個晚上，決定除收進《全集》外不另外出版發(fā)行，因為這兩卷書對讀者無大用處(可能對少數(shù)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點線索)。我沒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費紙張?！?/P>
他特別強調(diào)，“日記只是我的備忘錄，只有把我當‘名人’才肯出版這樣的東西。我要證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緊這個關，做到言行一致?！?/P>
巴金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順街。不少人到成都時都想去巴金故居看看，但無法如愿，因為巴金故居已經(jīng)不復存在。
1985年，四川省作家協(xié)會給省委省政府寫了報告，請求恢復巴金故居。省委省政府同意并成立了籌備小組。巴金知道后表示不同意，對李致說：“我想談談故居的事，一直沒有工夫?qū)懗鰜?。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我的一切都不值得紀念，只有極少數(shù)幾本作品還可以流傳一段時期。如果一定要有個地方讓大家在我去世后來看我，那么就立個牌子，寫上：‘作家巴金誕生在這里，并在這兒度過了童年和少年’就行了，我必須用最后的言行證明我不是盜名欺世的騙子”。
1986年10月，巴金連續(xù)3封信致李致，再次“申明”他的意見。巴金在信中寫道：“旅游局搞什么花園，我不發(fā)表意見，那是做生意，可能不會白花錢。但是關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傳、表揚?！?/P>
“在紙面上樹立我的文革博物館”
在貧病交集的社會，人的生命像草一樣輕。所以，巴金從青少年時代就在不斷與死去的親朋好友告別。尤其是大哥的自殺和妻子的被迫害，讓他覺得痛苦而孤獨。
80多歲的時候，朋友們每次來拜訪，總看到他獨自坐在客廳角落的書櫥旁，拿著筆發(fā)呆?！拔页３Ｏ氩煌ǎ瑸槭裁粗v真話會遭到圍攻?！彼哉Z道。
巴金晚年最喜歡的自己的作品是《隨想錄》，他覺得這是人生的收支總賬，也能體現(xiàn)他思想的變化。
在他能寫東西的時候，一直希望能建一個“文革博物館”，紀念這場奪去他的許多至親和摯友的浩劫，紀念那一場文化上的非正常狀態(tài)，但這個愿望始終沒有實現(xiàn)，他曾和徐開壘說，《隨想錄》是“在紙面上樹立我的文革博物館”。
晚年，家人們愈發(fā)感覺巴金是一個非常孤獨的老人，思維不太清晰，疾病在折磨他，有一段時間。他手抖得厲害，一天只能寫三四十個字。90年代初的一個夏天,中國新聞社記者陸谷葦去看望巴金,他正在翻看醫(yī)學書, 陸問他在看什么,他說在看《老年癡呆癥》的知識,怕將來得了這個病沒法寫字了。
也許因為對大哥的思念，巴金特別偏愛大哥李堯枚的女兒(侄女)李舒,李舒拍了很多巴金的家庭照片，出了本畫冊叫《老巴金》。在一次病情搶救后，巴金就對李舒說，自己想要“安樂死”。
巴金發(fā)出好多次希望“安樂死”的請求，但均被拒絕。后來，他說要“為大家而活”，這意味著他要做氣管切割手術，再也不能說話了。在做手術前，他要求跟自己的“大姐”冰心通一次電話，被告知冰心的身體最近不太好而未能通話。
冰心和巴金的友誼，是從抗戰(zhàn)時期巴金為冰心出書開始的。1994年1月3日冰心在巴金畫像旁題寫贈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此際當以同懷視之?！贝藭r，他們同時代的作家大部分都辭世了。
巴金的女兒、《收獲》雜志的主編李小林說,父親最大的痛苦是，一輩子理解他的人太少，“作為女兒，我在他身旁幾十年,都沒走進他的心里?！崩钚×终f。
巴金也有頑皮時。1995年春節(jié)來臨前，他的身體狀況出現(xiàn)了一些好轉(zhuǎn)，醫(yī)生同意他可以在房間里拄著手杖走一圈，后來同意增加到三圈。巴金卻不滿于此，他像孩子似地對來拜訪的朋友說：“你看，我能走四圈！明天如果你再來，我就走五圈！”
(感謝《巴金傳》作者徐開壘對此文的幫助，部分內(nèi)容來自上海檔案館舉辦的“巴金和一個世紀”座談) (信息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孫冉、李徑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