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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繼承巴金的精神遺產(chǎn)
- 時間：2005/10/22 15:45:24
孫紹振（福建文學評論家）
對于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來說，最重要的并不在于他寫了多少，寫了什么，而在于，他筆下的藝術形象的生命力能經(jīng)得起多么長久的時間的嚴峻考驗。一個作品不管造成過多么轟動的效應，如果不能跨越產(chǎn)生它的歷史時代，總是免不了給人以生命苦短的感覺。藝術的永恒性固然受到當代西方文學論的質(zhì)疑，但是，偉大的藝術的標志卻是跨越歷史語境的，在作者的肉體已經(jīng)化為青煙，作品中的事件已經(jīng)成為歷史教科書上的條文的時候，作品中的人物卻能讓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感動，這樣的作品，就是不朽的文學經(jīng)典。而這種永恒的感染力的奧秘在于，形象的與日俱增的可闡釋性。
寫作《家》時，巴金二十七歲，書中的人物和他的讀者一樣年輕，如今時間已經(jīng)過去了七十多年，封建禮教在崩潰的過程中，仍然在摧毀年輕人的生命和青春，這樣的悲劇從總體上來說，無疑正在成為過去，但是，他的《家》《春》《秋》中的人物群像卻保持著鮮活的生命。不但是覺慧，鳴鳳，而且是覺新，都沒有改變年輕的容顏。
但是，正是這個巴金，當茅盾、錢鐘書、沈從文、張愛玲都沉默了以后，他卻很快唱出了英雄主義的頌歌，帶著鮮明的宣傳色彩，這是因為，他早期本來有一種英雄的熱情，這在最早的作品《滅亡》中表現(xiàn)得很明顯，不過那是孤獨的英雄。到了新的歷史時代，他放棄了個人化的英雄人格。他把從少年時代就積蓄起的熱情孤注一擲。他是真誠的，然而，可以想象，絕對是不輕松的。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幾個大作家中，也許是惟一的一個，擁有安那琪（通常稱無政府主義）政治思想體系。
雖然，1940年底，他在《火》第二部后記中這樣說：“我寫過、譯過幾本解釋‘安那琪’的書，但是我寫的、譯的小說和‘安那琪’卻是兩樣的東西。我雖然信仰從外國輸入的‘安那琪’，但我仍然是一個中國人?！痹趤碜試y(tǒng)區(qū)的卓有成就的作家中，他是最早最多產(chǎn)的一個。在這方面他在創(chuàng)作上保持著沉默的茅盾幾乎形成對比。他的熱情甚至還使他成了一個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他對新時代、新話語機制的感情投入是驚人的，比之活躍的老舍更為到位，老舍始終沒有學會寫新式的英雄。他寫朝鮮戰(zhàn)爭的報告文學《無名高地有了名》和巴金的以朝鮮戰(zhàn)爭為題材的作品相比，是十分粗拙幼稚的。從這里，讀者可以想象巴金當年下了多么大的狠心來實現(xiàn)這個精神和藝術的轉(zhuǎn)折。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在“文革”噩夢結束以后，他在中國作家中特別提出要“懺悔”，而且付諸行動，在《隨想錄》中他進行了公開的自我解剖。把他后期的創(chuàng)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從這里，讀者可以感覺到克魯泡特金式的自我犧牲和覺慧式的純潔。也許從散文的審美價值來說，其藝術成就，包括他“講真話”的藝術綱領，并不具有非凡的獨創(chuàng)性，和他早期覺新式的人物形象的輝煌群體還有不可比之處，但是，從當代文化的精神遺產(chǎn)的重要性來說，卻向后代顯示了一代中國文化精英在精神重建中甘愿付出的尊嚴的代價。其中的奧秘，為后代作家提供了不斷解讀的課題。（信息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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