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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敦邦:畫紅畫成了紅學家



時間:2019/10/31 15:16:42 文章來源:上海采風 文/韋 泱 


戴敦邦近影

  人們知道,戴敦邦先生是位畫家。但是,卻未必知曉,他是一位不事張揚的紅學家。當然,幾十年來,他畫過各種題材的作品,但畫得最多的是《紅樓夢》,著名畫家的身份,大大遮蔽了他鉆研《紅樓夢》的學問。

結緣“紅樓”自少年

  三十多年前,畫壇前輩蔡若虹先生觀看戴敦邦《紅樓夢》人物畫后,曾撰文說:“戴敦邦是一位以認真思考來指導繪畫勞作的畫家”。這就概括了戴敦邦的創(chuàng)作精神,說明他是善于開動腦筋、懂得分析比較的學者型畫家。蔡先生又談道:“達·芬奇說過,優(yōu)秀的畫家應該主要描寫人與他的心靈。我特別欣賞敦邦創(chuàng)造的柳湘蓮,這個于唱戲而漂泊風塵的優(yōu)伶式人物,我想象不出他到底是什么樣子,可敦邦有辦法,他給了柳湘蓮一副男性的身材和女性的面目,還給了他一副即使在鞭打惡霸的時候,也還帶有行動在舞臺上的架勢,真是妙極了。敦邦通過柳湘蓮的肢體姿態(tài)和動作,表現(xiàn)了他的身世、他的職業(yè)和內心的堂奧”。如此說來,沒有對《紅樓夢》的深度熟悉和理解,是畫不出這等絕妙效果的。


英文版《紅樓夢》書影


戴敦邦《紅樓夢》英文版第一幅插圖

  戴敦邦畫《紅樓夢》,始于一九七七年。那時國家外文局敦請翻譯家楊憲益、戴乃迭把《紅樓夢》譯成英文,出版第一部由中國人翻譯的外文全譯本。為了使版本裝幀更為優(yōu)雅美觀,北京外文出版社輾轉找到上海畫家戴敦邦,力邀他為這一譯本繪制三十六幅插圖。這是機緣巧合,也是戴敦邦的幸運。因當時大多數(shù)畫家在“文革”中打入冷宮,尚未平反。《紅樓夢》英文版配上精美的插圖,于一九七八年出版第一卷,至一九八〇年三卷本出全,行銷國內外,填補了我國現(xiàn)代出版史上的一項空白。

  而真正結緣《紅樓夢》,則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戴敦邦出身貧寒,是從鎮(zhèn)江逃難來滬的皮匠后代,家中子女多,住在狹小的石庫門舊里。這給了他熟悉市井百姓的有利條件。對于繪畫,他是無師自通,從小打下扎實基礎。他是從畫連環(huán)畫(俗稱小人書)起步的畫家,十四歲就把中國古代歷史故事畫成連環(huán)畫,從私人出版商手中,換幾個小錢以貼補家用或支付學費。如此,他對傳統(tǒng)古典文學并不陌生。記得,讀初中時,他對語文課方老師留有深刻印象,方老師不死摳課本,而是啟發(fā)學生多看課外讀物。有一次,方老師對學生說,中國有部偉大的小說叫《紅樓夢》,很值得一讀。戴敦邦就找來剛出版的啟功注釋《紅樓夢》一九五三年版本,雖讀得似懂非懂,卻由此結下了與《紅樓夢》的不解緣分。他對同學說:“我喜歡畫畫,總有一天,我會把《紅樓夢》畫出來的”。少年立志, 其言可嘉。

紅學前輩傳真經(jīng)

  直到多少年后,真正開始畫《紅樓夢》時,他感到《紅樓夢》并不易畫。為其配插圖,不能只是原著文字的圖解與附庸,而應視為一種藝術的再創(chuàng)造,這是每一個優(yōu)秀畫家應該追求的至臻境界。他給自己劃出一道基本底線:忠于原著,乃至每一個細節(jié)。從那時起,一部《紅樓夢》他不知閱讀了多少遍,可謂手不釋卷,念念在茲。他日夜都在琢磨,如何在人物的衣飾、環(huán)境、道具等描繪上,與原著更為吻合,更符合那個特定的時代特征。后人評說《紅樓夢》,是我國優(yōu)秀古典文學典范,是反映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但是,原著為逃避清代的文字獄,明文寫著此事不發(fā)生在清朝。故事背景的朝代是模糊的,作為小說,書中年號等等,均是虛構的。如以秦可卿臥室的描寫為例,室內有不同朝代的物件,遠至漢、唐文物,近至明、清字畫。再如賈寶玉的雀金裘與掛表,以及西洋止痛膏等,又是清朝引進的舶來品。如果因為此書是清朝年間的出版物,就把所有背景、擺設全畫成清式的,恐怕連作者曹雪芹也不會答應。戴敦邦尋思著:畫《紅樓夢》究竟以哪個朝代為參照物呢?

  作為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已成為一門專業(yè)研究的顯學,涌現(xiàn)出不少卓有成果、聲名顯赫的紅學家。當年,在北京第一次畫《紅樓夢》插圖期間,戴敦邦有幸結識了一大批還健在的頂級紅學家,如周汝昌、吳恩裕、啟功、端木蕻良、胡文彬等,他一一登門拜訪,受到熱誠指導。因著一部《紅樓夢》,前輩紅學家與他心心相印,坦誠相待,指點迷津,不乏真知灼見,使他獲益匪淺。他最早拜訪的是“研究紅學資格最老”的文史大家阿英(錢杏邨)。一九七七年春,他由阿英女婿、時任《文藝報》副總編的吳泰昌陪同,走近病榻上的阿英,提出了久懸心頭的疑問,病中阿英已虛弱無力、語音含混,卻為戴敦邦解答道:“畫《紅樓夢》插圖以明為主,不排斥其他”。不出三個月,傳來阿英病逝噩耗。阿英病中艱難答問一幕,深深烙在戴敦邦的腦中,聞之他難抑感恩之情。紅學家吳恩裕專門帶戴敦邦到北京郊區(qū),去探訪芹圃蹤跡,辨識“曹雪芹故居”之真?zhèn)危沧尨鞫匕罡惺艿嚼蠈W者對紅學的頂真與執(zhí)著。滿族出身的紅學家啟功,是雍正皇帝第九代孫,戴敦邦每有疑惑,總能在啟功處得到滿意答案。如古代一個茶壺如何倒水,再如摘下的帽子如何擺放等細節(jié),都聽啟功一一道來,使他豁然開朗。那時故宮正有《雍正十二美人》畫展,啟功建議戴敦邦前去觀摩,果然使他從這些皇家貴族為原型的清人畫作中,獲得不少啟迪。周汝昌先生在戴敦邦眼中,是帶他走進紅學的“引路人”。在北京第一次配畫《紅樓夢》期間,周汝昌常常去看望他。一次,周汝昌踏進金碧輝煌的友誼賓館,在戴的畫室對他說:“你在這里畫不好畫的,應該到西郊找個破廟去住”。當初戴敦邦以為這是玩笑之言。后來想想,此言有理。在如此舒適的環(huán)境中,難以體味曹雪芹“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心境。

  與上海,戴敦邦與紅學家的交流就更多了。一九九二年,他曾與孫遜、孫菊園、魏紹昌、吳新雷等紅學家結伴訪臺,與臺灣同行切磋紅學。與國內一流紅學家交往,戴敦邦如魚得水,沉浸于《紅樓夢》的精深博大之中而廢寢忘食。不久,他成為我國權威的《紅樓夢》學會首批會員。一位畫家躋身門檻頗高的紅學圣殿,這是絕無僅有的第一人。之后,他參加各種高規(guī)格的紅學討論會,如一九八六年的國際《紅樓夢》研討會等,不斷拓寬了他在紅學研究上的視野。他的《英文版<紅樓夢>插圖創(chuàng)作談》一文,首發(fā)在一九八〇年創(chuàng)刊不久的《紅樓夢》學刊上。

細讀精研筆有神

  阿英生前明確指點的“以明為主”這句話,給戴敦邦吃了一顆“定心丸”。在繪畫中,他把大多數(shù)場景、物事等,設計成明代式樣,但在畫“元春省親”中元春的長袍,則以清初滿族王室的女性裝束為參照,而其頭上戴的鳳冠,則應是明代的遺物。此外,畫“寶玉識金鎖”中的寶玉和寶釵的服飾,畫“黛玉進府”眾多人物的衣飾,都力求忠于原著的描寫??梢哉f,他“功夫在畫外”,花了大量時間研讀原著,從人物到靜物,都做到逼真細膩,無懈可擊。任何藝術形式都有其長處和不足,《紅樓夢》是語言文字的藝術,這就是它的長處。而插圖是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可以根據(jù)原著進行合理推測和想象,進行拾遺補缺式的形象表達,以補文字的局限。

  四十年前為英文版《紅樓夢》配插圖,使戴敦邦贏得了畫紅的最初聲譽。幾年后,他畫《紅樓夢故事》連環(huán)畫等,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畫全本二百四十幅黑白線描《紅樓夢》,再到二〇〇〇年出版彩色國畫《戴敦邦新繪全本紅樓夢》,通過畫紅,他一步步攀上紅學高峰。在這部大型畫冊策劃前,出版方明確提出,這考驗出畫家的三個“力”,即畫家精湛的繪畫能力,旺盛的創(chuàng)作精力,還有更重要的是,對《紅樓夢》的深刻理解力。最后得出一句話結論:“能擔此重任者,非敦邦莫屬也”。

  當年畫三十六幅《紅樓夢》插圖時,“文革”剛結束,內容上受制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局限,極左思想的影響下,每畫一圖,首先考慮的是畫面思想傾向。上面怎么說,畫家怎么畫,體現(xiàn)的多是長官意志。同時,也受到篇幅所限,宏大的故事背景,區(qū)區(qū)三十六幅如何表現(xiàn),可見捉襟見肘,很不盡興。到了可以畫全本時,戴敦邦視為難得一展身手的機會,以了卻夙愿。整個故事上至皇妃國公,下至販夫走卒,統(tǒng)統(tǒng)畫了出來。他一改畫壇歷來“臉譜化”的舊習,畫得大俗大雅,充滿人間煙火氣。每一次畫《紅樓夢》,都是戴敦邦一遍遍精讀原著,一遍遍修正著原來失之偏頗之處,更真實、完善地刻畫人物,如熙鳳、寶釵、襲人等,更符合作者曹氏的本意,體現(xiàn)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個性。甚至在細節(jié)上,也更臻完美。如畫古代的門窗,他本以為有了鉸鏈,畫面更加完整了,其實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幸虧多讀原作,加深領會,才避免出現(xiàn)這一細小錯誤。

  他珍視自己的這些嘔心瀝血之作,看著日積月累的彩色畫稿,他常會出現(xiàn)幻覺,生怕哪天會突遇火災而使全部畫稿遭滅頂之災。為不至前功盡棄,他每晚把一卷卷畫放在枕邊,如此才能安然入睡。

  談起《紅樓夢》,戴敦邦如數(shù)家珍、滔滔不絕,他對《紅樓夢》太熟悉了,是名副其實、真才實學的紅學家。只是,他把對紅學的研究及理解,全部融入到其繪畫的構圖與造型、線條與色彩之中了,他是以形象的筆墨來解析他心中的《紅樓夢》,讓讀者看到在原著文字中看不到的真實歷史畫面。也許,他的畫名太大了,別人就忽略了他的紅學家身份。他自己低調淡泊,更不會計較這個名分。其實,紅學家不是自封的,是積沙成塔,由一點一滴紅學知識積累起來的。

  歷來的紅學家,其實也各有所長,史學家研究《紅樓夢》,剖析的是從封建大家庭的盛衰,看社會的變遷,文學家是從語言文字上,來評說這部古典巨著的文學意義,甚至美食家會從珍稀菜肴上,來分析那個時代的經(jīng)濟狀況與風土人情。而作為畫家的戴敦邦,為了使自己的畫筆更真切、客觀地再現(xiàn)歷史細節(jié),潛心研讀原著,包括故事情節(jié)、細微言行、家庭擺設、庭院布置、人物服飾等等。畫《紅樓夢》題材的作品,畫壇不乏其人,早期的有改琦、費丹旭、任伯年、錢慧安等,同輩中有程十發(fā)、劉旦宅,但畫得最多、最全且最有影響的,當數(shù)戴敦邦先生。

  一九八二年全國召開大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期間,正值中央電視臺首度籌拍電視連續(xù)劇《紅樓夢》之時,劇組獲悉戴敦邦先生與會,便派出一支采訪團隊,連續(xù)采訪戴敦邦,聽取他對《紅樓夢》劇組如何根據(jù)角色需求,挑選合適演員等建議和意見。關于林黛玉這個人物,戴敦邦一口氣講了八方面的相關內容,比如入選演員年齡上要小一點,容易表達原著中所描寫的純正無邪的感情;黛玉生于蘇州,長在揚州,體弱多病,進賈府時像一個發(fā)育不良的小姑娘,演員就要選得稍瘦些;演員更要有內在美,要選山口百惠型的演員來演林黛玉;演員要有性格,《紅樓夢》中上百個重要人物,表面上看都是“美人胚子”,但都有不同的性格,在曹雪芹筆下,對寶玉、寶釵等都有較詳盡的描寫,唯獨對黛玉的描寫很少,卻有著很含蓄的意境美,這要求演員十分熟悉《紅樓夢》,對黛玉的命運有深切的理解,使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少女美與明清時代的仕女美相互交映,能被觀眾所接受,為專家所認可,達到預期的藝術效果。戴敦邦意味深長地說:“林黛玉是那么美,那么具有藝術魅力,要挑選這樣的演員真如大海撈針”。其他如賈寶玉、薛寶釵、史湘云等,戴敦邦都能根據(jù)原著的描寫,談出許多獨到見解,供劇組參考。這一組采訪稿在《大眾電視》雜志上,從一九八三年連載到一九八四年,給了劇組不少有益啟發(fā)和切實幫助。以后,在《紅樓夢》劇組第二次拍攝連續(xù)劇時,特請戴敦邦擔任人物造型總設計師。

  這是畫家高超技藝使然,更表現(xiàn)出一個紅學家的扎實功底。

了卻夙愿傳薪火

  前些年,有關郵政單位計劃發(fā)行《紅樓夢》特種郵票,邀請戴敦邦擔綱繪制設計,他按要求如期交稿。但過了不久,對方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修改意見,有的簡直是“林冠薛戴”,既不符合當年的時代特征,也無美感可言。他當即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能為“博眼球”而不顧歷史的真實。雙方合作不甚愉快。最后對方負責人表示,戴先生是熟悉《紅樓夢》的權威畫家,一切照原作印梓。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戴敦邦為此生氣,并不為一己的絲毫名利,他是為了維護《紅樓夢》的真實性,為了維護中國古典名著的聲譽,堅守了一個學者的真誠與良知。

  在繪制《紅樓夢》人物畫的那些歲月里,戴敦邦思考、歸納、提煉、總結,用時尚的話說,是不斷補“短板”。一旦有所感悟或收獲,就發(fā)而為文。他先后寫了不少關于《紅樓夢》的藝術筆記,結集為《緣畫紅樓錄》出版。在一篇《畫人難、畫女人更難、畫美人尤難》文章中,他感嘆:古往今來的仕女畫,總有“千人一面”的弊病?!都t樓夢》中描寫了上百女性,雖年齡大多相仿,但性格個個不同。曹雪芹為后來的畫家出了一道千古難題,也讓戴敦邦費盡思量,如何在畫中把人物的個性區(qū)別開來,他作了最大努力,將《紅樓夢》人物畫得有別于前人,有異于傳統(tǒng)的仕女畫,把小說中的人物畫成活生生的凡人,不管水做的妹妹或泥捏的哥哥,都畫成俗骨凡胎,畫出了有自己繪畫風格的“戴家樣”。


戴敦邦著《紅樓夢群芳圖譜》


戴敦邦《紅樓人物百圖》書影

  二〇一七年上海書展上,上海書店策劃新版《戴敦邦圓夢紅樓畫匯本》,再度引起讀者先睹為快的熱潮。這部大型畫冊的出版,算是為戴敦邦畫《紅樓夢》劃上圓滿句號,可謂“塵埃落定”。


大型畫冊《戴敦邦圓夢紅樓畫匯本》書影


《戴敦邦圓夢紅樓畫匯本》內頁 

  即使這樣,他仍感到這是“做了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感嘆讀了一輩子《紅樓夢》,也畫了一輩子《紅樓夢》,越畫越怕,這也許是曹雪芹不可企及的偉大之處。戴敦邦說:“大半生過去,我對《紅樓夢》原來還只是一知半解”。

  有一種精神叫學無止境,這就是啊。

  戴敦邦自稱“民間藝人”,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低到不易被人察覺。我覺得他還是一位“草根學者”,兩者互通互動,更顯示出他接地氣、有活力的藝術底蘊。這就是說,他的成功,走的不是學院派路數(shù)。他是溫文爾雅的謙謙君子,透著畫家兼學者的高雅氣質。多年來,他有一種嗜好,堅持研習昆曲,是頂級的票友。每周與一幫同好雅集,專事昆曲的唱念做打,有板有眼的唱腔,博得滿堂喝彩。


昆曲簡譜

  因為他的真才實學,很早就從雜志社的美術編輯,調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一個沒有學歷的畫家,走上高等學府的人文講壇,也是破天荒的新鮮事。這當然憑的是學問實力。他講繪畫,講藝術,當然也講包括《紅樓夢》《水滸》等在內的中國古典文學。由于幾十年研讀繪制《紅樓夢》等,他一眼已然失明,另一眼視力差到只有零點幾了,他用上海話笑說:“眼火推板了”。盡管如此,年屆八旬的戴敦邦小畫不能細作,就畫三五米大的巨幅《道德經(jīng)》。他計劃用十年時間,完成這些凝聚中華傳統(tǒng)文化精髓的畫作,留給國家,留給人類。他有一種緊迫的使命感,誓愿把前輩學者、畫家傳下的薪火,再傳遞下去,奉獻自己一生的心血而無私無悔。


戴敦邦在創(chuàng)作


埋首書畫


戴敦邦與愛妻形影不離


戴敦邦墨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