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有寶，就是自己看看的，最多是琢磨琢磨。而這個“寶”對自己來說是寶；而對別人來說，可能還不是寶。國中有寶就不一樣了，通常還要建立博物館。建立博物館干什么？不僅僅是為了展示所藏，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沒有研究的博物館，最多只能說是展覽館。實際上，今天中國的許多博物館只能說是展覽館，或者說有相當一部分承擔了展覽館的功能。
研究工作在博物館中很重要。
“國寶”也是需要研究的。沒有研究，那只是供奉在那里的稀世奇珍，沒有生命，沒有活力；沒有生命和活力就不能延展它存世的價值。研究可以為“國寶”增添活力和作為“寶”的歷史、藝術和科學的內涵。博物館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不僅僅是占有多少“國寶”，還要看它的學術狀況、研究水平、思想高度。博物館也不同于珍寶館，不是炫耀占有和稀世，而是通過文化的關聯(lián)表現(xiàn)出時代、類型的、研究的深度。但是，中外的博物館都存在著重展示、輕研究的問題，而以中國的問題最為嚴重。我一直認為中國博物館的整體狀況與發(fā)展水平在全世界只能說是中等偏上，此次“國寶回家”更加強了我的想法，終于說出來了。我實在難以想象國外的那些博物館的館長們看到“國寶回家”是一種什么樣的態(tài)度和評價。
2011年9月11日，參觀新西蘭國家博物館的庫房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毛利族工作人員的帶領下，進入庫房，關上門之后讓我們這些客人圍成一圈，先是男的（應該相當于保管部主任）向祖先禱告，然后是他對面的女主持禱告，告訴祖先有一批客人來了。然后才可以進入?yún)⒂^，他們都是毛利族文物的研究專家。館藏有2萬多件?！狹r.陳
“國寶回家”中的“國寶”真與假、是與非是一個問題，而博物館在接受和持有這兩方面對其缺少研究則是沒有想到的，這是另外一方面的問題。沒有研究又將其搬到了有著億萬觀眾的大庭廣眾中間，就暴露了作為博物館的專業(yè)狀態(tài)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這事如果出現(xiàn)在“國寶幫”的江湖上完全可以理解，出現(xiàn)在堂堂正正的國家名號中實在無法接受。
應該理解，博物館的研究是復雜的事，因為藏品很多，類型多樣，人手不足，關鍵是隊伍在哪里？有隊伍能不能拉得出來？這些都可能制約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但是，事情都有個輕重緩急，在數(shù)以百萬計的藏品中有一二三級，挑重要的先研究，先重點研究，那是常情。如果遇到了“國寶”級的，又與國家戰(zhàn)略相吻合，以歷史服務于現(xiàn)實，那是重中之重，按理說應該舉全館之力；如果全館不足，可以舉全國之力；如果全國不足，還可以組建聯(lián)合國隊伍。退一萬步，如果重視了，那就會出研究成果；等有了研究成果，對作品的歷史和藝術的屬性有了基本的認識，再拿到社會上來，那叫以理服人，以德服人。那是博物館的實力所在。可是，現(xiàn)在漏洞百出，感覺還沒有研究就將一些幾乎是商業(yè)炒作的話語昭告天下，而人們感覺到的是一個裸體的“國寶”，因為看不到附加其上的具體的研究內容。連春晚的演員都知道要化妝才能出鏡，“國寶”出鏡至少也得用學術裝扮一下，這好像也是一般的道理。如今，面對社會上的一些專業(yè)人士的質問與舉證，義正辭嚴，以理服人，而有關方面沒有任何學術的回應。哪怕是簡單的說明，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也都會感到安慰，相信即使是吃瓜的群眾也會滿意。為此，作為博物館人的我為之感到汗顏。
2016年8月13日，孫機先生贈我新著《從歷史中醒來：孫機談中國古文物》。書中大量的古文物線描圖都是先生所繪，而這等功夫在很多專家以及后學中已經(jīng)不復存在了。向孫機先生致敬。——Mr.陳
在兩岸博物館界相當有人望的前臺北歷史博物館館長黃永川， 1944年生，臺灣嘉義人。他從史博館基層做起，歷任研究組編輯、典藏組主任、研究組主任、研究員兼副館長而升至館長，于史博館任職達40年之久，敬佩這樣做研究一生的館長。
面對緘口可以有兩種認識，一是無言以對；一是不屑一顧。無言以對的理解是理屈詞窮，而不屑一顧就有問題了。如果是理屈詞窮，發(fā)現(xiàn)錯了，認個錯，也沒有什么丟臉的，人們反而會為對這種學術態(tài)度點贊。不屑一顧不是積極的態(tài)度，不符合“全民共享”的原則。“全民共享”是有豐富內涵的，展示只是一方面，還包括共享學術和研究；官網(wǎng)上公布高清圖片是一方面，組織專家去研究，回應他人的質疑也很重要?！肮蚕怼辈粌H表現(xiàn)在資源上，還表現(xiàn)在對原始資源深加工的研究成果的“共享”上。不知道現(xiàn)在有沒有“共享”的成果？如果有，正好回應質疑。我內心非常著急，希望早日能夠看到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免得雞一嘴鴨一嘴，聽著都煩。
博物館的公眾性是個復雜的架構，在自己的藏品面向公眾的過程中出現(xiàn)的知識問題、學術問題，哪怕是一個說明牌錯了，該改的必須要改，不能過夜。因此，博物館的應對以及態(tài)度，也表現(xiàn)為博物館的整體管理水平的高下。
這幾天一直在想，如果徐邦達先生（1911～2012）在世，他老人家會作何感想？徐先生生前有“徐半尺”之譽，意思是，畫在他的手上只要打開半尺就知道真假，所以，少有不服的。重要的是他為他所在的單位帶來的美譽，確立了博物館的社會地位，這就是“人才立館”。徐先生曾親口對我說：書畫鑒定是復雜的事，有個認識的過程。有的畫多年前看真，但現(xiàn)在看有問題；有的畫多年前看不對，現(xiàn)在看看是真的。徐先生所說是書畫鑒定的規(guī)律，我一直謹記在心。任何事違反了規(guī)律就會出問題，就會出現(xiàn)誤判。當然，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書畫鑒定的問題，遠比徐先生那個時期復雜，那個時期還沒有出現(xiàn)“國寶幫”，或者說“國寶幫”還在潛伏期和醞釀期。相信，即使徐先生今天還在，也敵不過“國寶幫”。我都能想象出徐先生那無奈的神情。
徐邦達先生在給學生上鑒定課。
如果落實到具體的一幅畫之上，對其的研究是多方面的，需要時間和過程，需要努力和鉆研，但默默和潛心是必須的，任何投機取巧和走捷徑都不可能達到學術的高度。而對于今天來說，還需要手段。這個時代賦予了我們這一代研究人員此前沒有的機會，因為新的技術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可能。以國博所藏的明代《抗倭圖卷》為例。此前，這幅畫被認為是明代的，大概是根據(jù)畫面中倭寇的旗幡上有日本弘治的年號，但“年”之前缺字，難以說出具體。2010年開始后的持續(xù)5年，國家博物館與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開展了合作研究，因為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也藏有一幅《倭寇圖卷》，兩個版本相似而接近。其間，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的專家通過用紅外相機拍攝國家博物館的原作，在畫卷前端的倭寇的旗幡上發(fā)現(xiàn)了肉眼看不到的內容，這是徐半尺的慧眼也看不到的，真是令人驚奇的重要發(fā)現(xiàn)——畫中倭寇船的旗幡上有被白色覆蓋在下面的文字：“日本弘治一年”（1555年）。
上圖是用紅外線相機拍攝的。
國博與東京大學合作研究《抗倭圖卷》，取得豐碩成果。
這一發(fā)現(xiàn)為我們確定了該畫創(chuàng)作的基本的時間，大致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或之后，但不會遠離1555年；這也為我們確定了作品所表現(xiàn)“抗倭”這一歷史事件的時間。這一利用新的科技手段研究圖像的意外發(fā)現(xiàn)，為我們的美術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問題和方向——國內外還有多少重要的中國歷代繪畫需要用新的技術手段去發(fā)現(xiàn)未知的內容，從而帶來美術史研究的新的成果和對具體畫作的新的認識。這是我的期待。
由此想到那“國寶”，如果是真的話，用一些新的方法去研究，沒準還真能發(fā)現(xiàn)新的內容?？墒牵F(xiàn)在對它研究的缺失則是遺憾。然而，面對現(xiàn)有的結論，與之相關的16世紀從何而來？背書后面的臺詞又是誰寫的？也是揮之不去的疑問。一般來說，畫上沒有明確題款說明年代，是不宜做具體年代斷論的。
盡管中日合作研究《抗倭圖卷》的成果在日本已經(jīng)進入到教科書的輔助書籍之中，但我不認為這是多大的事，就是一張畫和與畫相關的研究而已。也沒有必要在中日關系緊張的時候來拿此說事，以古論今。如果這樣，我認為不好。什么叫見風使舵？這嚴重影響博物館的社會形象。
中國的文人自古就看不起見風使舵的人和事，而且是極其的藐視。
《文物》1959年第5期發(fā)表了王伯敏先生的《明代民間杰出歷史畫“太平抗倭圖”》一文，使得這張原本由浙江文管會收藏的非名家的民間繪畫作品為世人所知曉，后來又調撥給剛開館的中國歷史博物館。2011年10月18日，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倭寇與倭寇圖像研究國際集會。
Mr.陳在東京大學“倭寇與倭寇圖像國際研究集會”上作《抗倭圖的藝術特點》的演講 。
這是一張非常有意思的歷史照片，研究過程中，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先后出了三任所長，左六為時任所長榎原雅治、左二為繼任所長久留島典子，左四為現(xiàn)任所長為保谷徹，2011年7月25日，國家博物館。
（未完待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