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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樸的詩意——劉大為塑造的當代民族形象
- 時間：2009/5/3 20:21:36 文章來源：尚輝 《美術》雜志執(zhí)行主編
- 在眾多描繪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形象中，劉大為的《晚風》是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幅作品。畫家沒有把這位世紀偉人塑造成一種鐵腕政治家的形象，而是擷取他閑暇在庭院讀報小憩的場景，以一種晚風中純樸的詩意捕捉這位偉人的心境。純樸的詩意，正是《晚風》塑造鄧小平形象的審美意境。劉大為是新時期在工筆人物畫和水墨寫意人物畫兩個領域都取得非凡藝術成就的畫家，他的《晚風》《馬背上的民族》《漠上》《巴扎歸來》和《雪線》不僅已成為新時期中國畫的代表作，而且，他所塑造的當代人文形象已成為具有這個時代審美精神的民族形象。
上世紀70年代末，伴隨著新時期文藝春天的到來，中國畫創(chuàng)作從極左主義的思想禁錮中沖決出來。一方面是回歸傳統(tǒng)，對曾經遭受批判的文人畫予以重新的審視與肯定；另一方面則是積極創(chuàng)新，從西方傳統(tǒng)繪畫與現(xiàn)代主義的藝術中汲取有益的養(yǎng)分。工筆人物畫便是在這樣一種時代的需求中，上溯唐宋人物畫傳統(tǒng)，并試圖將這種傳統(tǒng)和20世紀接受西方寫實繪畫而形成的新傳統(tǒng)以及新時期對于現(xiàn)代性語言的探索融合一體。鄉(xiāng)土寫實美術開始讓畫家們擺脫公式化、概念性的創(chuàng)作模式，工筆人物畫家從這種時代的審美思潮中反觀他們曾經擁有的生活土壤，并從中獲取了源源不斷的創(chuàng)作靈感與激情。鄉(xiāng)土美術不僅是在精神上對于質樸恬靜的鄉(xiāng)村生活的回歸，而且是藝術上對于本土審美品格的發(fā)現(xiàn)與創(chuàng)造。當時的許多工筆人物畫，便是從這樣的審美追求中對少數(shù)民族純樸的民風予以詩意的、抒情的發(fā)掘與表現(xiàn)。
在表現(xiàn)內蒙古大草原的工筆人物畫方面，劉大為便是其時突出的代表。相比于20世紀70年代那些用故事情節(jié)圖解政治主題的草原作品，劉大為開始注重蒙古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的表現(xiàn)，并試圖通過對這種無情節(jié)性的日常瞬間的描繪，揭示游牧民族的生活與遼闊無垠的草原這種大自然的關系。不論是描寫三口之家放牧休憩場景的《馬背上的民族》，還是塑造茫茫沙漠上蒙族少女微笑的《漠上》；也不論是刻畫霜染須眉的琴師在側耳傾聽馬頭琴回音的《草原上的歌》，還是捕捉訓練幼童單騎放牧充滿動感形象的《雛鷹》，劉大為在作品中捕獲的草原或沙漠中的人物形象都不在于敘事性，而在于形象塑造的本身所傳遞出的質樸的情感，在于形象塑造的本身揭示出的人對于獵犬、牧馬和駱駝的親情關系，在于形象塑造的本身呈現(xiàn)出來的人畜與草原、沙漠的和諧統(tǒng)一。對于內蒙古大草原，劉大為沒有表現(xiàn)“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蒼涼，也沒有表現(xiàn)“胡天八月即飛雪”的荒寒，而是追尋恬淡卻又醇厚的風土人情，漂泊而又寧謐的游牧生活，艱辛而又甘甜的勤勉勞作。劉大為的工筆人物畫發(fā)掘了蘊藏在那個粗獷、血性和霸悍的民族中的一種純樸的詩意，從而重塑了一個當代審美中的游牧民族的形象。
鄉(xiāng)土美術對于這種審美精神的回歸，也意味著藝術語言的鄉(xiāng)土意韻與純樸質感的創(chuàng)造。劉大為的工筆人物畫，不是用濃艷華麗的色彩去夸張豐額寬顴的蒙族人物的膚色與服飾，而是以淡彩減弱蒙族膚色與服飾的厚重感，并以牧馬、獵犬和荒漠的清墨色增加這種具有地域特征的工筆人物畫的淡雅格調。因而，他的工筆人物畫不完全是工筆重彩，也不完全是工筆淡彩，而是介于重彩和淡彩之間。在形象的塑造上，偏于寫實，造型嚴謹，但不是完全被動的客觀的實寫，而是依據(jù)客觀對象予以必要的簡化和適度的夸張，甚至于在寫實的形象中尋找內在結構的抽象意味。譬如作品《馬背上的民族》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便是在實寫的基礎上進行了某些側面的夸張變形，既具有自然的身軀特征，也通過方形結構的運用，增強了人物形象的體量感和雕塑感。馬的組合，看上去極其自然，但三匹馬之間的交叉重疊，乃至對于馬的平面塑造中某些立體空間的轉化，都體現(xiàn)了畫家在形式感方面的獨特創(chuàng)造。他在畫面中運用的線條，顯得細均有力，于溫婉柔和之中顯現(xiàn)出內斂的骨力。他的形象塑造具有典型的線條勾勒的工筆畫語言特征，但線條又絕不肆意夸張獨立于形象的塑造之外，而是巧妙地隱顯于輪廓與結構之中，有機地游刃于形象與色彩之間。他的渲染也絕不僵硬板滯，而是水色互融、淡彩慢染，并在渲染之中體現(xiàn)出寫的筆意，從而體現(xiàn)了工中見寫、繁中求簡的藝術特色。去火、去躁、去滯、去板，而求靈、求活、求靜、求雅，則一直是劉大為追求的藝術境界。
如果說寫意性是他在工筆人物畫中求得靈變的重要方式，那么，以工養(yǎng)寫也便形成了他水墨寫意人物畫嚴謹?shù)脑煨吞卣鳌Ｖ袊嫐v來講究工寫結合，從事工筆畫創(chuàng)作的，最好也學些寫意，以寫意養(yǎng)工筆而不致工筆畫得細描死摳，實為“筆工而意寫”；而從事水墨寫意畫創(chuàng)作的，最好也有畫工筆畫的經歷和學養(yǎng)，以工筆養(yǎng)寫意而不致寫意過于草率粗俗，是謂“筆寫而意工”。劉大為的畫學道路一直堅守工筆與寫意并舉的路子，他的工筆之所以靈變、活脫、靜雅、飄逸，這和他在水墨寫意人物畫上取得的成就是分不開的。同樣，他的水墨寫意人物畫之所以收放自如、內斂沉靜，這也和他長期從事工筆人物畫創(chuàng)作密切相關。劉大為有非常扎實的西畫功底和造型能力，加之長期養(yǎng)成的勤奮畫速寫的習慣，他在水墨寫意畫上的人物造型真正做到了得心應手、手到擒來。因而，他的水墨寫意人物畫不會因造型問題而產生形象塑造上的硬傷，也不會因長期地完全出于默寫而形成一種套路式的概念化或符號化的人物形象。相反，他的水墨人物畫往往都是在超越以形寫神之后而體現(xiàn)出筆墨意蘊的品味與格調，并且，這種品格古雅的筆墨之中依然葆留著生活中人物形象的鮮活與生動。
的確，素描與筆墨的聯(lián)姻是當代水墨寫實人物畫的基本模式。素描人物造型的引進曾經為中國傳統(tǒng)人物畫增強了塑造現(xiàn)實人物形象的表現(xiàn)力，但長此以往，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中國畫特有的寫意精神。因此，怎樣在寫實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凸顯中國畫的筆意墨蘊，并體現(xiàn)每位藝術家各自不同的藝術個性，是當代水墨寫意人物畫演進與發(fā)展的重要課題。劉大為水墨人物畫的當代性，就體現(xiàn)在對于這種中西融合人物畫的藝術個性的探索與創(chuàng)造上。他的水墨人物畫是在以形寫神的基礎上對于傳統(tǒng)筆墨的繼承與再度整合，并由此形成了他清秀灑脫、溫潤古雅、恬淡質樸的自家面目。
從師承關系來說，對于古人，他曾經用功臨寫過陳洪綬和任伯年的工筆、兼工帶寫的人物畫，在人物畫的精微與生動上獲益匪淺。對于今人，他既師承于蔣兆和通過筆墨皴擦呈現(xiàn)人物堅實的結構與體量，深入地表現(xiàn)人物的神情和動態(tài)；又師承于葉淺予運用簡潔的勾線和彩墨強化中國畫特有的語言美感，從而使筆墨語言的審美性相對獨立于客觀對象。劉大為是山東諸城人，成長于內蒙古大草原，是個地道的北方人。但他的水墨人物畫在擷取蔣、葉優(yōu)點的同時，更傾向于浙派人物畫的語言特征。譬如作品《巴扎歸來》《轉場》《干草車》和《帕米爾高原的婚禮》等，在他的這些寫意人物畫的作品中，他很少使用濃重的墨色，也很少干皴渴筆，而是用行草書式的線條賦予形象以靈動、灑脫、飄逸的視覺美感，大塊的偏鋒濕墨用于駱駝、牧馬和獵犬的表現(xiàn)，面部的精微之處往往在勾皴的基礎上敷以水潤墨色，從而形成了他畫面特有的線與面、疏與密、筆與墨、虛與實、光與影的辯證矛盾關系。他對筆墨有很好的悟性和控制力，既可畫巨幅群體人物的組合，又能隨意畫趣味十足的小品；既善于駕馭主題性的人物畫創(chuàng)作，又擅長描繪抒情性的生活小景。畫人物面部時，寫意之中頗見精微；畫人物軀體和駱駝、牧馬、獵犬時，則是在謹嚴之中常見灑脫。他的筆墨是率性而不粗野、簡潔而不空疏、灑脫而不恣肆。
劉大為的生活基礎源于他青少年時代的內蒙草原生活，廣袤的草原、浩瀚的沙漠、湛藍的天空、悠游的白云以及蒙古游牧民族粗獷勇敢的性格，都成為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chuàng)作資源。他畫草原、畫沙漠、畫雪域、畫駱駝、畫牧馬、畫民風古樸的蒙古民族、新疆維族和高原藏族人物形象，也都體現(xiàn)了他對自然與人的熱愛，體現(xiàn)了他通過這些審美形象所表達出的藝術主體的胸襟與品格。作為上世紀40年代出生的畫家，劉大為走過的藝術道路鮮明地體現(xiàn)了新中國美術家的成長歷程。1963年，劉大為考入內蒙古師范大學美術系；1968年畢業(yè)分配到內蒙古包頭市半導體器件廠；1972年落實政策調入包頭日報社任編輯、記者。“文革”期間，他先后創(chuàng)作了《銀針傳深情》（合作）、《草原頌歌》（合作）、《草原女民兵》和《紅太陽照亮內蒙古草原》等作品并多次入選“文革”期間的全國美展。1978年，他有幸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文革”后第一屆中國畫研究生班，從此被歷史逐漸推為新時期開時代新風的一代名家。
從油畫到連環(huán)畫，從速寫到水彩畫，從工筆重彩到水墨寫意，從地方研究生到軍旅畫家，從主題性創(chuàng)作到藝術的個性追求，他涉獵的畫種非常寬廣，他生活的閱歷非常豐厚，他創(chuàng)作的題材非常廣博，他發(fā)掘的審美內涵也非常深入。鑒于他取得的多方藝術成就，1997年后，他被任命為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分黨組書記，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第五屆、第六屆主席團常務副主席，當選為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主席、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國際造型藝術家協(xié)會主席等職。作為中國美術界的重要領導，他的開拓精神和務實作風使中國美協(xié)在世紀之交的社會變革與轉型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他的寬廣胸襟和真誠厚道贏得了廣大美術家對他的信賴與贊譽。當然，站在中國美術界那樣一個制高點上，他的胸襟、眼界與視野也更加開闊，俯瞰全局，把握方向，他更具有一種藝術的社會擔當意識和時代的使命感。在他《晚風》《小米加步槍》《人民公仆劉少奇》《朱德與史沫特萊》和《不畏蜀道難》等作品中，我們可以閱讀到他怎樣通過自己的畫筆來表達他對于現(xiàn)實主題與歷史主題的思考。這些作品不僅充分體現(xiàn)了他自己的藝術追求與個性風采，而且也塑造了當代審美中的中華民族的英雄形象。
厚德載物，有容乃大。直到今天，劉大為一直是工筆與寫意并舉、速寫與水彩齊抓，因而他也善于融會這些各有所長的繪畫藝術語言，并由此開拓了他寬廣豐厚的藝術境界。其實，不論速寫還是水彩，也不論是工筆還是寫意，貫通于其中的一直是他對于中國藝術中所蘊含的文化品格的追求與滋養(yǎng)，他不僅追求中國文人畫所特有的灑脫率性的寫意，而且還要在鮮活生動的形象塑造之中把自己的個性、學養(yǎng)、品格漫漫浸透進去，從而彰顯出藝術主體的精神與格調，這才是他終生孜孜以求的至高至純的境界。 2009年3月1日星期日 于HU7234航班銀川返京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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