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20 20:58:42 來源:美術報
1944年傅雷在寫給黃賓虹的信中嘆道:“畫家不讀書,南北通病,言之可慨?!?
現(xiàn)在回過頭看,那個時代的不少畫家倒是著實讀了一些書的。如果傅雷活在今天,不知會作何感想?
藝術家的素養(yǎng),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標準,藝術家的知識結構不可能相同也不必相同。然而,起碼的“底線”是不能沒有的。
多年前的一個場景曾給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央電視臺舉辦的首屆全國電視書法大賽的決賽上,一位進入隸書前六名的選手,在綜合素質(zhì)比試中得了零分。其間當主持人問到“中國傳統(tǒng)的‘五岳’是指哪五座山”時,他居然張大著嘴巴,愣是一座也答不上來。這簡直是匪夷所思!類似的尷尬,在比賽過程中比比皆是,一場電視大賽,無意中把許多書法家的“家底”給抖露了出來。
藝術家為什么要讀書?從淺近處說,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藝術創(chuàng)作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chǎn),除了技藝才情的前提外,還要求創(chuàng)作者具有一定的知識儲備和文化層次。文化底蘊不足,除了直接影響到作品的格調(diào)境界外,還容易在細節(jié)處捉襟見肘,露出“馬腳”,貽笑大方。
露馬腳與否還不是問題的關鍵。讀書的真正意義并非為了掉書袋,做學究,而在于明理。“文乎文乎,茍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所貴乎讀書者,“濟乎義”也,“貫乎道”也,而卒能“會其通”也。
對于藝術家來說,技藝的訓練、素材的積累固然不可忽視,而哲理的通達、境界的提升和情趣的陶養(yǎng)卻是頭等大事。有人問周臣為何不及弟子唐寅,周臣回答說:“但少唐生三千卷書耳”。
讀書明理是變化氣質(zhì)、涵養(yǎng)心性的可靠途徑之一。宋人黃庭堅說:“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言語無味。”這話聽上去有點高標準嚴要求,卻道出了一個事實:讀書與否既可以反映在面目言語,自然也會流露于你的筆下。
清人李漁在《閑情偶記》里有一段話說得更明白——“學技必先學文……天下萬事萬物盡有開門之鎖鑰,鎖鑰維何?文理二字是也。尋常鎖鑰,止開一鎖,一鎖止管一門;而文理二字之鎖鑰,其所管者不止千門萬戶,蓋合天上地下、萬國九洲,其大至于無外,其小至于無內(nèi),一切當行當學之事,無不握其樞紐而司其出入者也……”天下萬事既然都有開門的鑰匙,那么讀書的目的,就是要拿到這把“通用”的鑰匙。所以,提倡讀書看上去似乎是不切實際的“迂闊”之論,其實乃一條無法繞開的正途。
巴西是足球王國,巴西人有一個說法:“足球是上半身的運動”。這個“上半身”可謂意味深長:意識、靈感、意志、合作精神……這些與什么有關?還是文化。一項被認為最“粗魯”的競技運動尚且講求修養(yǎng),何況作為風雅之事的藝術?
藝術家不讀書之所以成為“南北通病”,不外乎幾種情況: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傆幸恍┤耸哑渌街?,顧盼自雄,認為乖巧者無所不能,骨子里瞧不起讀書這件事,瞧不起埋頭讀書的“笨伯”;“下愚”者,底子太差,無門可入,則視讀書為畏途。除了這兩種特殊情況外,大多數(shù)的藝術家們并非不想讀書,只是出于不得已,因為他們忙。如今藝術是個競技場,尚未嶄露頭角的忙于“科舉”,小試鋒芒的忙于炒作經(jīng)營,聲名顯赫的忙于立山頭,樹“流派”,或暗地角力,或互為聲氣,終日前呼后擁,應酬吹牛,“大丈夫不當如此乎?”。
但他們大都知道書本的好處,必要時還得擺擺空城計,弄弄玄虛,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來包裝自己的作品,正如一位藝評家所言,“不會畫和故意畫得拙劣之間的區(qū)別,無非是有沒有找到一個時髦的說法”。只是書到用時方恨“多”,忙里出錯,露出點馬腳也就在所難免了。
當然,藝術評價標準的混亂,藝術鑒賞群體和氛圍的缺失,快餐文化的泛濫,這些深層的社會環(huán)境因素,也讓不讀書的藝術家們得以從容周旋于其間。
其實每個時代都會有浮躁的現(xiàn)象存在,更何況在今天這個商業(yè)社會,藝術已然成為一個飯碗。其實每個時代也都不乏沉潛篤定者,他們有的時候并不在公眾的視野之內(nèi),但他們卻是文化傳承與延伸的脈絡所系。
與傅雷同時代的畫家溥心畬,一貫主張以讀書為作畫之根本,他曾對別人說:“如若你要稱我為畫家,不如稱我為書家;如若稱我為書家,不如稱我為詩人;如若稱我為詩人,更不如稱我為學者?!?
溥心畬終歸還是以畫名世,但他的這種認識與追求,卻能給我們帶來啟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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