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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的藝術圈，許多人為了這件事集聚杭州——西泠印社建社120年。

　　在西泠印社第十五次社員大會選舉產生新一屆理事會和社領導班子后，社長人選依舊空缺。自2018年，第七任社長饒宗頤辭世后，這個被譽為“天下第一社”的學術社團，社長位子已空缺5年之久。

西泠印社山門，圖源視覺中國

　　不過，業(yè)內人士似乎對此并不意外。原因無他，自西泠印社建社至今，社長人選始終秉持“寧缺毋濫”的原則。社團先賢曾達成共識：絕不許在社長人選上勉強遷就。

　　有風君做了個初步統(tǒng)計，建設120年的西泠印社，其中有60多年社長之位都是空缺的。

　　這種做法在中國學術社團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01

7任社長的“履歷”

　　這段時間，走進浙江展覽館，就能一睹西泠印社的發(fā)展史。

　　在西泠印社百廿成果匯報展上，有風君看到了吳昌碩、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樸初、啟功、饒宗頤7任社長。逐一翻看他們的“履歷”，或許就能明白為何西泠印社已習慣沒有社長的日子。

　　1904年于孤山創(chuàng)立的西泠印社，在創(chuàng)社初的十年中，也沒有社長。直到1913年，吳昌碩才被公推為西泠印社首任社長。他一生治印無數，把詩、書、畫、印融為一體，獨樹一幟，有“石鼓篆書第一人”“文人畫最后的高峰”之譽，被譽為“近代最后一位藝術大師”。

創(chuàng)社四英和歷任社長，現場拍攝

　　吳昌碩的任職，為西泠印社社長遴選確定了標準：藝術大師、學術泰斗、文化名人三者具備，方能出任社長。

　　1927年，吳昌碩離世。當時創(chuàng)社四英除吳隱已離世外，丁輔之、王福庵、葉為銘均在，但他們依然不肯擔任社長。直到1947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應邀出任社長。這時，社長之位空缺已有20年。

　　馬衡是中國金石學家、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和“故宮守護神”。郭沫若曾稱他為“中國金石學第一人”。

　　1955年，馬衡離世，社長之位一空又是八年。直到1963年，西泠印社在建社60周年紀念大會上，選舉出了第三任社長張宗祥。他是書壇泰斗、文史巨擘，亦擅長繪畫和古籍?？?，曾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等各種古籍。擔任社長期間，他曾多方奔走，建議恢復西泠印社活動，獲得廣泛響應，為西泠印社后續(xù)發(fā)展立下奠基之功?？上У氖?，1966年，張宗祥逝世，西泠印社社長又空了下來。

　　1979年，沙孟海被推舉為新一任社長。他在語言文字、文史文學、金石考古、書法篆刻、高等教育等領域均深有研究，享有“二十世紀書壇泰斗”的美譽。作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長，他倡導打造“國際印學研究中心”，促進文化交流，讓西泠印社發(fā)展始終隨時代同頻共振。直至今日，西泠印社也朝著該目標不斷前行。

　　第五任社長趙樸初是我國著名的書法家、學者。他在任期時，組織建立了中國印學博物館，讓這座集文獻收藏、文物展示、學術交流于一體的印學專業(yè)博物館穩(wěn)穩(wěn)落成于孤山。

西泠印社百廿成果匯報展現場，現場拍攝

　　2000年，趙樸初逝世。兩年后，啟功被選舉為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長。他是國學通才，精通書法、國畫、詩詞，同時在古典文學、文獻學、語言文字學、敦煌學、文物鑒定學上都卓有建樹。曾有人表示，某種程度上講，啟功先生任西泠印社社長，表明了印社在中國文化界的“存在”，而不僅僅是囿于印學界。

　　2005年，啟功去世。直到2011年，95歲的漢學泰斗饒宗頤才出任第七任社長。他是一代國學大師，學貫古今。學術界稱其為“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

　　2012年6月29日，饒宗頤前來西泠印社履新時，在這里為印社題下的“播芳六合”4個大字，希望西泠印社的精神像花兒的芬芳一樣，散播到世界各地。后來，在社長頒證儀式上，饒公致辭：印社社員們要具有開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要把西泠印社放在世界的視野之中，讓人們共享中國篆刻藝術這一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可以看到，西泠印社歷任社長的影響，顯然不止于書法篆刻界。而他們所希望的西泠，也應當有更深遠的文化影響力。

02

“我們會一直等”

　　“我們會一直等，等到有人真正夠資格坐上這個位置。”西泠印社新一屆理事會和社領導班子選舉出來后，一位社員告訴有風君，全國甚至海外文化界都對西泠印社的社長人選懷有非同一般的期待。

　　的確，作為我國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文人藝術社團，走過120年，西泠印社的執(zhí)掌者尤為矚目。而歷任的七位社長，也充分反映出了西泠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僅以印章為業(yè)的社團組織。

　　成立之初，西泠印社就有一個辦社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學，后來又增加“兼及書畫”。但它又不僅僅只是一個文人雅集的所在。在前輩印人心中，他們所執(zhí)著的，不僅僅是為往圣繼絕學，更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在西泠印社西側，有著一塊“三老諱字忌日碑”，它是現存最古老的漢文石質碑刻。石碑上刻著一個漢朝人三世祖先的生辰、忌日及名諱，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都非同尋常。

　　1921年秋，有日本商人以8000大洋購買石碑并欲運往國外。時任西泠印社社長吳昌碩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積極倡議并捐獻財物，不到一個月時間，籌措到了65人捐贈的11270大洋，把已被運到船上的石碑重金贖回。

　　當年那批西泠印社社員不遺余力去搶救國家歷史文化遺存，正是西泠印社貫穿始終的追求，早已超越了單純的印學研究范疇。

　　愛國愛社愛文化，這些精神支撐西泠印社發(fā)展至今，并成為每一代印社人的普遍共識。

西泠印社百廿成果匯報展現場，有風君拍攝

　　中國文聯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長兼秘書長陳振濂也說：“根據國家社會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發(fā)展趨勢，始終與時俱進、與時代同頻共振，是西泠印社120年來始終立于不敗之地、且不斷興旺發(fā)達的‘秘訣’?！?/p>

　　于是，我們看到——

　　1956年春天，張宗祥在省人代會上主張恢復西泠印社。經過數年籌備，1963年秋，讓曾一度停辦的西泠印社在成立60周年之際，迎來新生。

　　在商業(yè)化浪潮中，西泠印社還因維持生計外包商店遭受多方批評，發(fā)展停滯不前。印社就圍繞公益性文化事業(yè)整體改革和經營性文化產業(yè)轉企改制兩條線交替推進，打響了“杭州牌”“印學牌”“西泠文化牌”，并在鞏固傳統(tǒng)出版、藝術篆刻等經營項目外，進入拍賣、展覽、培訓等新領域，步入發(fā)展新階段。

　　西泠印社百年華誕之際，重新確立了建“天下之社”“名家之社”“博雅之社”的目標定位，開啟新征程。

　　以120年為新起點，西泠印社再次發(fā)出了新征程出發(fā)的號角，將緊扣時代脈搏，在藝術創(chuàng)作、學術引領、非遺傳承、產業(yè)發(fā)展、人才集聚等方面開拓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更多彰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傳世佳作，篆刻新輝煌。

　　西泠印社以“印學”為學術核心，但又并非視其為唯一。從歷任社長、數代社員中我們看到，印社以開放的胸懷容納了除篆刻家之外的更多學界泰斗、文化名士、藝壇大家，讓篆刻藝術與印學、金石學、古典文獻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學科領域緊密聯系，擁有了更頑強的生命力。

“百年名社，千秋印學”巨石，圖源網絡

　　如今，在西泠印社后山石坊旁的巨石碣上，還能看到啟功社長在西泠印社百年誕辰之際所題寫的“百年名社，千秋印學”的題字。恰如一盞明燈，指引著后人。

　　我們無法預測下一任西泠印社的社長是誰，但西泠印社“印”的天地已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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