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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1日，因為在深圳畫院開“慶祝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深圳美術大展”的策展會議，下午，被院領導叫去參加在畫院一樓展廳舉辦的“第四屆深圳市青年書法藝術雙年展”開幕式，這種順水人情的事情經常發(fā)生。沒想到深圳有500多名50歲以下的青年書法家參加了這一展覽的征稿，而展出的作品也有相當的水平，類似于小型的全國書法展。深圳青年書法家協(xié)會的一位領導（這里隱去其姓名）在致辭中說，甄選中特別注意到錯別字的問題，當時我的內心就感嘆基層文化工作者能有這樣的文化自覺，其維護中國文字和中國書法的尊嚴是值得敬重的。此后，他又說像故宮這樣的單位出版的《故宮日歷》的書名都錯，可想而知當代中國在文字方面問題的嚴重性。聽到這里，心中一愣，不會又是抹黑故宮吧。立馬拿出手機查了一下（抱歉，這是對臺上致辭者的不尊重），還真是如此——“故宮日歴”。相信在當下能夠看出其中之錯的人有很多，不要說領導，就是故宮的一般工作人員也能夠看出。那又是何以如此呢？

　　我的文化自覺，又像順水人情一樣拉著我探討其中的原委以及其中的對與錯。

　　在網上可以查到不斷有人指出“故宮日歷”書名的“歴”之錯，所以，早在2013年1月5日《北京晚報》就發(fā)表了《故宮日歷所用“歴”字引爭議故宮釋緣由》，但質疑聲還是不斷，2016年1月7日《新民晚報》發(fā)表的陳茗屋《也說“故宮日歷”》；2016年1月5日《新民晚報》發(fā)表的丹長江《<故宮日歷>又被找出硬傷》，有的還拉出了“咬文嚼字”的專家來論證。本來其中的對錯是一目了然的，不需要多費口舌。

　　而堅持對的官方的一些解釋如果說圓了，公眾不僅可以釋疑解惑，而且還可以增長知識；可是，要把錯的說成是對的，是有相當的難度，而有些說法則是混淆視聽。還記得那個“撼”（捍）字嗎？

　　為了以正視聽，先理清來由：

　　1933至1937年，“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館院”出版了《故宮日歷》。2010年，以1937年版的《故宮日歷》為藍本，故宮博物院又重新出版了《故宮日歷》，一直延續(xù)到2017年出版了2018年的《故宮日歷》，形成了故宮的傳統(tǒng)產品。作為年貨，還是深受歡迎的。

　　為了弄清緣由，先從版本上來考證：

　　1933年，《故宮月歷》書名題字中是“厤”，而“厤”是“曆”的異體字；年份中用的是“曆”，兩者皆對。

　　1934年，書名中篆書題字的“曆”是對的，年代中的“西歷一九三四年”錯。由此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客觀存在著混用的問題。這也可以從1931年1月1日北平《世界日報》蔡元培推行國歷報道的“暦”“歴”二字混用中看出。但這不代表“歴”等同于“暦”。

　　1935年，書名題字和年份中的“歷”（曆）都錯，封面開始用漢《史晨碑》集字書名“故宮日歷”，1936年、1937年沿用其錯。自2010年重新出版以來，書名題字一直沿用至今，一錯再錯。

　　再以2009年的《故宮日歷》的版權頁作為例證來談這兩個字的問題，版權頁首先存在著簡繁混用的問題，不符合國家規(guī)范，其中的書名與出版時間用的是繁體，而編輯、出版、發(fā)行等等都是簡體。但是，書名與出版時間用的都是“曆”，也就是說，出版社是認同“曆”和“歷”是有差別的。

　　實際的問題之根本是出在集字之上。

　　《故宮日歷》的編者在2015版的編纂說明中強調：《故宮日歷》封面上的四字，“是沿用1935年和1937年版《故宮日歷》所用《史晨碑》漢隸集字……合乎集字規(guī)矩。這里出現了“規(guī)矩”二字。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但是，集字的規(guī)矩是什么？

　　就集字而言，為了某一名稱，出于對某一名人或某一字體的敬重，而將其手跡中的相關的字集合到一起而成為自己所需要的某一名稱。集字的無奈，還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人書寫，通過集合前代名家的手跡而達到超于當代書寫的目的。集字比較多的出現在牌匾或名稱之上。也有像吳昌碩那樣，出于對石鼓文的愛好而經常集石鼓文而成自己所書的對聯(lián)；在書法界還有專好甲骨文而集甲骨文書法對聯(lián)的。當然，還有出于對偉人的崇敬而集字成為校名、報刊名等的，其中以當代的“毛體”居多。

吳昌碩集阮刻天一閣北宋本石鼓文，“以樸為秀古原樹  其真自寫斜陽花”

　　不能籠統(tǒng)的說集字的“規(guī)矩”，重要的是要說清楚、說明白“規(guī)矩”是什么？規(guī)矩都是人定的，又是什么人定的規(guī)矩？集字通常是合于自己的需要，若干個字集合到一起要比例勻稱，和諧而如同出于一人之手。就常識所知，集字如同書寫，不能有錯別字，尤其是招牌和書名等具有標識性的內容，如果是錯別字那意思就全然不對。不要說錯別字，就是書寫的不易辨識，也會成為坊間的笑話，如用行草書寫“博物館”而成了辨識誤讀中的“情婦館”。中國人對于真實、準確的追求是一絲不茍的，有?？睂W不斷訂正前人的錯誤，逐字逐句；而在外文翻譯的“信達雅”的準則上，“信”是放在首位的，因為準確是至高無上。

　　之所以用“歴”而不用“暦”，如果解釋為“實為以集古字表追仰古風之需要，實為以古體正字為雅致之需要”，那就完全破壞了規(guī)矩——為了“古風”和“雅致”而不管對錯，如此，如果從某碑中集“故宮”二字，因找不到“宮”字而有字形相近的“官”字，將其集為“故官”，不知道合于規(guī)矩否？不知道故宮的官人認同否？社會文化的公共性表現在很多方面，所以，不能用“書法”和“藝術”來搪塞，更不能用混淆是非來狡辯。

　　集字可以用一位書家的一件碑帖中的字，如果能找全而且合適的話，那是最好的。也可以用一位書家不同的碑或帖，還可以用同一時代、相同風格的不同的碑或帖，出現這種情況通常是因為同一碑或帖中找不到全部所需的字，如“油燈博物館”就是用了王羲之不同碑帖中的字。而“中國漢畫學會”中的每一個字都有不同的來源，其中的“中”為泰射簡；“國”為張騫碑；“漢”為漢印印文；“畫”為景云叔碑；“學”為小子殘碑；“會”為華山廟碑。

　　發(fā)生在本案中口口相傳的集漢代《史晨碑》的《故宮日歷》，又有幾位去研究《史晨碑》呢？

　　立于山東曲阜孔廟、建于公元前478年的《史晨碑》，全碑有1116字，但只有一個“歷”字，語出“大漢延期，彌歷億萬”。這里的“彌歷”，指久經；經歷，其“歷”而非“曆”，這是無疑的。如果這里的“歷”為“曆”的意思，那么，將其集成“故宮日歷”則可以說得通，但顯然不是。1935年的集字者完全忽視了對與錯，而將它們拼湊到了一起。出現這樣的問題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也和當時客觀存在的對這兩個字不管或忽視對錯相關，也與容易混淆有關。

　　至于《故宮日歷》編纂說明中稱“歴”為“曆”的異體字，這就不對了。1955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通過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草案》，同年12月，文化部和文改會聯(lián)合發(fā)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要求從1956年2月起在全國實施。該表收異體字810組，根據從簡從俗的原則，從中選出810個作為正體，淘汰了1055個異體字。其中的歷〔嚦〕、暦〔厤〕是兩個字，是810個字中的兩個字，這是很明確的。其中“暦”的異體字為“厤”，也符合1933年第一本“故宮日歷”中書名字的用法。所以，不能拿異體字來說事，更不可沒有依據的隨便一說。如果“歴”為“曆”的異體字，那在國家公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應該表述為曆〔歴〕。

　　還有一種解釋：“民國時期的《故宮日歷》出版時，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先生正是古文字學、金石學大家，對古代碑帖研究頗有造詣。如果日歷封面的漢隸集字有錯，當時就應該不會被放過了?！蔽也粦岩神R衡先生的造詣，但可以試想如果有人對馬先生說“這是集字做法的規(guī)矩”，那馬先生還能說什么？

　　“至于‘歴’字的寫法，漢碑中出現很多?！薄诲e，是有很多，要看其具體的字義，正如同《史晨碑》中“大漢延期，彌歷億萬”，其“歷”字不是“日暦”的“暦”?！啊豆蕦m日歷》既是日歷，也是藝術品，封面采用漢隸集字并忠實于《史晨碑》原作。這是集字做法的規(guī)矩?！边@種解釋就更讓人無語，“藝術品”就可以不管對錯和是非，這是誰家的規(guī)矩。還是想想那深圳基層組織的領導都知道的是非問題，怎么到了京城，到了國字頭的單位就沒有了是非，而成了“規(guī)矩”。這難道是詮釋什么叫“店大欺客”嗎？

　　不管怎么說，現在不是“中華民國”，現在也沒有了“北平”，我們所面對的也不是“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館院”。時代不同了，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過去錯了就改正，沒有必要堅守，更沒有必要死守。當然，在今天的法治社會，有法更不能不依。

　　那我們就看看“規(guī)矩”吧——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修訂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此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guī)范漢字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定地位。其“總則”的第四條明確“公民有學習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權利?！薄皣覟楣駥W習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提供條件?！钡诙隆皣彝ㄓ谜Z言文字的使用”中的第十一條漢語文出版物應當符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guī)范和標準。第十三條 公共服務行業(yè)以規(guī)范漢字為基本的服務用字。

　　國家為什么要立法，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混亂的問題，就是要在法律的高度明辨是非，樹立中國文字的尊嚴。基于此，不管是“公共服務行業(yè)”，還是“漢語文出版物”，都應該遵守該法?；诖?，所有的解釋都不能凌駕于國家大法之上，而所有的解釋都不能繞開這一國家法律。明確是非，中國文字的正確表述，是公共服務行業(yè)的基本立場和態(tài)度，也是博物館應有的公共文化服務的作為。

　　一個單位不管大小，做好小事很重要。而有些事雖小，卻反映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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