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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人文精神

時間:2023/6/20 21:22:59  來源:中藝網(wǎng)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久遠博大,卻“統(tǒng)之有宗,會之有元”。若由著述載籍而論,經(jīng)史子集、萬億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莊子》)、“四書”(《大學》《中庸》《孟子》《論語》)、“五經(jīng)”(《周易》《詩經(jīng)》《尚書》《禮記》《春秋》)為其淵藪;如由學術統(tǒng)緒而言,三教九流,百家爭鳴,則以儒、道兩家為其歸致。

  東晉以后,歷南北朝隋唐,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釋氏典籍與統(tǒng)緒因而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儒釋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輔相成,構成了唐宋以降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謂“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道出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結構特征。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根本特點之一是:觀念上“和而不同”和實踐中的整體會通。具體地說,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無論是儒釋道三家,還是天地人三學,雖然有其各自不同的探究領域、表達方式和理論特征,然又都是互相滲透、互相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分難析,構成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有機整體。

  人與天地參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如果從整體性把握,那么人文精神可以說是最主要和最鮮明的特征。這里所說的人文精神與現(xiàn)在所謂“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等概念不完全相同。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人文”一詞最早見于《周易》“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br>
  “人文”一詞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是與“天文”一詞對舉的?!疤煳摹敝缸匀唤绲倪\行法則,“人文”則是指人類社會的運行法則。具體地說,“人文”的主要內涵是指以禮樂教化為本,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一個人倫有序的理想文明社會。這里需要說明:我們所講的“人文精神”一語,無疑與上述“人文”一詞有關,抑或是其詞源;但“人文精神”一詞的含義,又顯然要比《周易》中“人文”一詞含義豐富得多。

  中國典籍中,很早就有人是天地所生萬物中最靈、最貴者的思想。如《尚書·泰誓》中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薄缎⒔?jīng)》借孔子的名義說:“天地之性,人為貴?!避髯右蔡岢隽巳俗顬樘煜沦F的觀點。荀子對人在天地中的地位強調得更突出,論證得也更加明晰。他說“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倍偈胬^承荀子思想,也極言人與天地并為萬物根本。他說:“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yǎng)之,人成之。”“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br>
  荀子和董仲舒等人的論述,都蘊含著這樣一層意思,即在天地人中,人處于一種能動、主動的地位。從生養(yǎng)人與萬物來講,當然天地是根本,從治理人與萬物來講,則人是能動、操有主動權的,人在天地萬物之中處于一種核心地位。因此,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人文精神把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與超越放在首位,注重倫理精神和藝術精神的養(yǎng)成。這就形成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兩個十分顯著的特點:高揚君權師教,淡化神權,宗教絕對神圣的觀念相對淡??;高揚明道正誼,節(jié)制物欲,人格自我完善的觀念深入人心。也就是說,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著一種“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現(xiàn)代理性精神。

  順自然而不違天時

  人們常把“天人合一”視作中國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而考其起源,則與中國原始文化中自然(天地)崇拜,天地生萬物以及祖先崇拜,以先祖為臨監(jiān)人世的上帝(此亦為天,天命之天)等觀念,不能說毫無關系。天人合一中的“天”是合自然之天與天命(先祖上帝)之天而言的。

  人與自然之天“合一”的中心是“順自然”(這里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然界的“本然”法則與狀態(tài))。道家思想中強調順自然,這是人們所熟知的。老子說:“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遍L期以來道家的自然無為思想被看成是一種消極被動、因循等待的思想。

  其實,《老子》順自然而不敢為(無為)的思想,有其相當合理積極的一面,《淮南子》對此有論述。道家無為思想絕不是消極被動、因循等待,而是排除主觀、私意的前提下,主動因勢利導,即所謂“循理”“因資”地去舉事立功。這是《老子》所追求的理想:“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順應自然而不違天時的思想,在儒家文化中也十分豐富。前面提到荀子關于人與天地參的思想,以往人們都以此來強調荀子“人定勝天”的思想。殊不知,荀子人與天地參的思想或如人們所說的“人定勝天”思想,恰恰是建立在順自然而不違天時的認識基礎上。荀子認為,人只有順其自然,才會懂得什么應當去做,什么不應當去做,才能掌握天時地財,利用萬物。儒家把大禹治水的智慧看成自然的典范,充分體現(xiàn)了“有為”“無為”在順自然原則中的統(tǒng)一。

  近人而遠鬼神

  人與天命之天“合一”的中心是“疾敬德”。這一觀念大概起源于殷末周初。這種自西周初以來形成的“以德配天”的天人合一觀念中,倫理道德色彩大大超過其宗教色彩。天子受命于天,是有德者方能受此天命。何謂有德者?孟子認為,天子不能私自把天下傳給他人,舜有天下,是天命授予的,堯只是起到了推薦作用。那么,天又是如何表達它的意向呢?孟子說,天不是用說話來表達,而是通過舜的行為和事績的接受來表達其意向。

  人意是天命的實在依據(jù),天命是體現(xiàn)人意的一種禮儀文飾。這種“天命”根據(jù)“人”“民”意愿、“人”“民”比鬼神更根本的思想觀念,產(chǎn)生于周初,至春秋時期而有極大發(fā)展。由此,人事急于神事、民意重于神意的觀念深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并成為歷代圣賢、明君無時不以為戒的教訓。

  《禮記·表記》借孔子之口,比較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不同特色,其中在述及周文化特色時說:“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敝芪幕@一近人而遠鬼神的特色影響深遠。以至于子路向孔子問“事鬼神”之事時,孔子相當嚴厲地斥責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回答樊遲問“知”時,又表示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務民之義是“人有其治”的具體體現(xiàn),人治如果搞不好,鬼神也無能為力。因此,只有懂得近人而遠鬼神,把人事放在第一位,切實做好,才能稱為“知”。這也許就是在中國傳統(tǒng)中,把政權看得比神權更重要的文化根源。

  禮的人文性

  禮起源祭祀,與原始宗教有密切的關系,然而禮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歷程中,則是越來越富有人文內涵,乃至最終成為體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人文精神的主要載體之一。

  把君師之治作為禮之本,是以禮制形式來落實人與天地參的思想,又使“禮”包含了更多的人文內涵。荀子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禮”學的奠基者。《荀子》一書中的“禮”,出現(xiàn)三百多次,他全面論述了禮的起源、禮的教化作用、禮的社會功能等,尤其突出地闡發(fā)了禮的人文內涵。

  在荀子來看,禮的主要內容就是“明分”,使社會形成一個貴賤有別、長幼有差、貧富輕重有稱的倫序。荀子認為,確立這樣的一個倫序是保證社會安定和諧所必需的。毫無疑問,荀子這里所講的禮,充滿宗法等級制度色彩,是我們今天要批判、拋棄的。然而,我們也無法否定,任何社會都需要一定的倫序,否則這個社會無法安定和諧。因此,荀子關于“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從而達到“群居合一”的理想,是值得我們今天批判繼承的。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常常是把那些帶有宗教色彩的儀式納入到禮制中,而不是使禮制作為宗教的一種儀軌。例如,雩原是一種宗教色彩很濃的求雨儀式。荀子對此明確表示了“猶不雩而雨也“的意見,他并沒有完全否定這種儀式,只是認為不應當把它神化。荀子認為,要把救蝕、雩雨、卜筮等帶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儀式作為一種人文意義的“禮”儀來看待,而不要把它作為一種求助神靈的宗教信仰儀式看待。

  荀子將“卜筮然后決大事”視為“文”而不是“神”,這也是體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人文精神的一個突出例子?!安敷呷缓鬀Q大事”本來是一件“神”事,然而荀子卻把它納入“文”事?!拔摹笔抡?,非以為得求也。這樣,卜筮所決之事也就失去了權威性,成為只具參考價值的意見。于是,卜筮作為一種禮儀形式的意義,也就遠遠超過了依它來決大事的意義。

  心性道德修養(yǎng)

  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重視并強調心性道德修養(yǎng),這與中國歷代圣賢對人的認識密切相關。大部分圣賢都持有這樣的觀點——即把是否具有倫理觀念與道德意志看作人的本質,作為區(qū)別人與動物的根本標志。僅僅求物欲上的滿足,則使人喪失人格而淪為禽獸。所以,人的倫理與物欲關系,一直是傳統(tǒng)文化和哲學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把人格的確立(以區(qū)別與禽獸)和提升(以區(qū)別于一般的人)放在第一位,而且把倫理觀念、道德規(guī)范的教育和養(yǎng)成看作是一切教育的基礎根源。

  事實上,在中國歷代圣賢的心目中,正確認識和處理倫理與物欲的關系,是確立人格和提升人格的關鍵。這個問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大致從三個層次來進行探討。倫理層次,討論“理”“欲”問題;實踐層次,探討“義”“利”問題;修養(yǎng)(教育)層次,討論“役物”“物役”問題。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這方面的內容極其豐富。概括地講,在倫理上以“以理制欲”“欲需合理”說為主流;在實踐上以“先義后利”“重義輕利”說為主流;在修養(yǎng)上則以“役物”為尚,即做物欲的主人,而藐視“物役”,即淪為物欲的奴隸。

  由于部分宋明理學家如程、朱等過分地強調“存天理滅人欲”,因而不僅遭到歷史上不少思想家的批評,更受到了近現(xiàn)代民主革命思想家的激烈批評,斥其為壓制人性,這是歷史的需要。但是,我們如果全面檢視一下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有關“理”“欲”關系的理論,則很容易發(fā)現(xiàn)“存理滅欲”之說實非居于主流地位。

  理學家談“天理人欲”乃是根據(jù)《樂記》,但是《樂記》并未否定人的欲望,它只否定那種好惡無節(jié)于內,知誘于外,且又不能反躬自省的人。這樣的人,在無窮的物欲面前,不能自我節(jié)制,被物欲支配?!稑酚洝分鲝埞?jié)欲,荀子除了講“節(jié)欲”外,還提出“養(yǎng)欲”“御欲”等一系列命題,荀子指出,那些提出“去欲”“寡欲”主張的人,其實是他們在實踐中沒有能力對人們的欲望加以引導和節(jié)制。不為物累、不為物役的思想在佛道理論中有系統(tǒng)論述,俯拾皆是,此處暫不贅述。

  (本文節(jié)選摘錄自樓宇烈先生2023年出版的新書《中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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