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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西夏文翻譯的漢文典籍，稱為“夏譯漢籍”，是研究西夏的重要資料。譯自漢文的儒家經(jīng)典，是“夏譯漢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四書”之一的《孟子》，名列其中。

　　《孟子》入夏實證

　　西夏王朝統(tǒng)治者主張儒佛并重，在利用佛教凈化民眾思想的同時，也大力汲取中原民族的儒家文化，如三綱五常、圣人名教等，以維護統(tǒng)治。西夏第二位皇帝諒祚(1048年—1068年在位)執(zhí)政后，廣泛推行以儒學為主的漢學，開始向宋朝求賜大批經(jīng)、史書籍。

　　西夏拱化元年，即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宋朝“以國子監(jiān)所印的《九經(jīng)》及《正義》《孟子》醫(y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出于向“四夷”傳播圣道，實行教化的目的，宋朝顯得特別慷慨，在詔賜《九經(jīng)》的同時，連《孟子》也一并賜予西夏?！睹献印芬粫状蝹魅胛飨纳鐣?，之后多次被譯為西夏文。

　　西夏文《孟子》現(xiàn)存三種寫本。夏譯《孟子章句》是西夏天盛九年(1157年)的本子，為卷子裝，草書，內(nèi)容為趙岐的《孟子章句》卷十三《盡心上》。就目前所見，可以算是中原正統(tǒng)經(jīng)學在西夏傳播的惟一實證。夏譯《孟子傳》文中有“傳曰”字樣，充滿了北宋新經(jīng)學派風格，現(xiàn)存有22葉，內(nèi)容屬《孟子》卷八《離婁下》。夏譯《孟子》是現(xiàn)存三種西夏文《孟子》中分量最大的，內(nèi)容為卷四《公孫丑章句下》、卷五《滕文公章句上》、卷六《滕文公章句下》。夏譯本只有經(jīng)文，趙岐注已為譯者所刪。

　　三種西夏文《孟子》，在1908—1909年與大批文獻均出土于黑水城遺址(今內(nèi)蒙古額濟納旗)，被科茲洛夫率領(lǐng)的俄國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隊攜往圣彼得堡，現(xiàn)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

　　多種西夏文寫本《孟子》，通過敘述題材的同一性，構(gòu)成一個整體，又通過各自敘述的差異性記錄了西夏文字乃至西夏儒學思想的發(fā)展狀況。《孟子》中，如堯舜、孔子、孟子、曾子、周公、管仲、君子、小人、仁義等的翻譯在西夏文中是驚人一致，這也從側(cè)面表明當時西夏人對儒家典籍的熟悉程度。

　　法國藏敦煌西夏文獻中也有漢文寫本《孟子》，是伯希和于1908年在莫高窟P.181號窟發(fā)現(xiàn)的，現(xiàn)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字頭相對，屬于縫繢裝，內(nèi)容為《孟子》卷十里面的部分內(nèi)容。不同出土地點，不同文本，不同裝幀形式，足見《孟子》一書在西夏傳播之廣，西夏人重視《孟子》可見一斑。

　　亞圣思想對西夏的影響

　　《孟子》一書傳入西夏后，對西夏社會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西夏人在對宋交往中，就曾不止一次地引用孟子的話以維護本國的利益。

　　在《宋大詔令集》中的裝敘西夏誓表部分，有一段記載：“非不知畏天而事大，勉堅衛(wèi)國之猷，背盟者不祥，寅懔奉君之體。若乃言亡其實，祈眾神而共誅；信不克周，冀百殃而咸萃。自敦盟約，愈謹守于藩條；深愧愆尤，乞頒回于誓詔。”

　　大意為：并不是不知道畏懼天威而侍奉大國，所以我們盡力地堅持保住國家的準則；背棄盟約的一方將會遭逢不祥，因此我們敬畏地謹守侍奉君主的規(guī)矩。若我西夏的行為不符合我們承諾，那請眾神共同來誅滅我們；如果我們的承諾不能做到完備周全，那就讓百種的災(zāi)殃都聚集降臨到我們身上。本來就應(yīng)當尊崇盟約，今后一定會謹守藩條；深愧于(以前的)罪過，乞求天朝頒賜誓詔。

　　《孟子·梁惠王下》中有：“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蔽飨钠鋵嵤窃诒戆?，要“以小事大”，向宋投出橄欖枝的同時，言外之意也希望宋朝能夠“以大事小”，雙方達成和議。

　　可以看到，中原王朝傳統(tǒng)的“天下觀”已為西夏王朝所接受，西夏主動承認自身是“天下”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空間上西夏與北宋納入同一個“天下”之中。

　　影印本《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記載，元豐五年，即夏大安八年(1082年)，西夏南都統(tǒng)、星茂威明吉鼐在永樂戰(zhàn)役大獲全勝后，想趁勢求和，在致書宋朝官員環(huán)慶路經(jīng)略使盧秉時，直接提到《孟子》，談到“況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shù)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為我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斗，雖十年豈得休哉？即念天民無辜，受此涂炭?！睹献印匪^‘未有好殺能得天下’者也”。

　　意思是自詡西夏疆域廣大，兵力強壯，西方、北方鄰國有于闐、遼等作為外援?，F(xiàn)在趁機鉆空子與你們宋朝不斷地爭斗，勢必曠日持久，即使長達十年恐怕也不能休止吧？這樣徒使雙方百姓生靈涂炭。其中的“未有好殺能得天下”一句，顯然為化用《孟子·盡心下》“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以此指斥宋朝五路伐夏為“好殺”“不仁”之舉。

　　天盛十三年(1161年)，金國皇帝完顏亮仗恃金朝的強盛，發(fā)動兼并戰(zhàn)爭，宋朝將領(lǐng)吳璘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合兵討伐。西夏仁孝帝從唇亡齒寒的利害關(guān)系出發(fā)，在回書中一面對金朝大加口誅筆伐，一面慷慨聲援南宋，稱此抗金之舉為“以至仁伐至不仁，因多助攻其寡助”。

　　前句便出自《孟子》卷十四《盡心下》：“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后句出自《孟子》卷四《公孫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可見西夏在官方文書中對《孟子》一書的征引，嫻熟而貼切。

　　中華和合的紐帶

　　西夏譯自漢文的儒經(jīng)除《孟子》外，還有《論語》《孝經(jīng)》等。對儒家典籍的重視，實際上是對中原傳統(tǒng)文化認同的一種體現(xiàn)。

　　這種文化認同，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一個歷史悠久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思想基礎(chǔ)，也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內(nèi)在底蘊。尤其是在民族政權(quán)對峙時期，西夏還有遼、金等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所表現(xiàn)出的這種文化認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后來的元朝實現(xiàn)統(tǒng)一的中國創(chuàng)造了條件。

　　儒家典籍在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中的傳播，值得深入研究，對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意義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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