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4/3 21:02:56 來源:美術(shù)報
永平十年(公元67年), 漢明帝派中郎將蔡愔等十八騎到西域,一乘白馬迎來了胡僧攝摩騰和竺法蘭,從此佛教東傳到中國,窣堵坡這一形式也隨之來到東土。
《魏書》中說: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gòu)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
窣堵坡從此有了自己的中國名稱:浮屠,佛圖或浮圖。
作為一種外來的建筑樣式,窣堵坡尋找到了一種最適合它生長發(fā)展的土壤,就此在中國長駐。塔是中國建筑中唯一的舶來品,它從遙遠的西域循著絲綢之路,從印都庫什山綿延到長安、洛陽,沿途布點,劃出了一道美麗的弧線。
先秦時的高建筑是以高臺和樓闕為代表的,但以木結(jié)構(gòu)為主建筑物的高度卻是受到了材料的限制,當佛塔東來時,就與這種高聳的樓閣發(fā)生了聯(lián)系。中國古代的宗教建筑與民用建筑之間并無一條鴻溝,不像西方建筑一樣僅從外表就能將其功能區(qū)別。中國古代有很多人都是“舍宅為寺”,甚至白馬寺也是根據(jù)皇家的招待所而改造的,在中國人的辭典里,“寺”和“廟”原來都不是宗教建筑,“寺”是衙署,而“廟”則是祭祀祖先的宮殿。所以,當官衙成了佛寺之后,就把里面高聳的樓闕改造成了佛塔,或者是根據(jù)樓闕而造成了佛塔。
窣堵坡的倏然東至,也給中國的文人提供了一道難題:先秦時從未見過這種建筑,傳統(tǒng)的字庫中竟然無字可以對應(yīng),400年里,只得勉強以譯音“佛圖”或“浮屠”來敷衍,既指寺廟也指佛塔。直到西晉時,葛洪才為它創(chuàng)造了一個字:“塔,佛堂也”。《說文解字》進一步注釋道:“塔,西域浮屠也”,以后的《魏書》也正式肯定了這一命名。塔字從土,說明當初之塔大多是用土筑壘而成的。
日本學者伊東忠太在他所著的《中國建筑史》中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中國最初之塔之形式,古書中亦不留其跡,迨至六朝,始見于石窟寺之雕刻。而其最初之形,即為三重四重五重之多層形。塔身多作方形,間有多角者,即與今日所見之塔,根本上無甚差異。此多層之中國塔,與印度乃至西域古代諸塔,甚異其趣;驟觀之,似無密接之關(guān)系,只塔頂之相輪有彼此聯(lián)絡(luò)之觀耳。
伊東的這番話道出了塔之形制在中國演變的根本,那就是塔自從來到漢地之后,盡管經(jīng)歷了種種演變,但那塔頂上的相輪卻是始終未變,這是印度窣堵坡頂上那三重傘形華蓋的孓遺,也是窣堵坡在漢地所遺留的唯一痕跡。佛塔初來漢地,可能最初還保持著原有的覆缽式結(jié)構(gòu),但隨后就與中國先秦時的多重樓闕形式相結(jié)合,漸而變成“上累金盤,下為重樓”的樓閣式塔了。窣堵坡唯有自傳入中國之后,才有了形形式式的變化,不僅在平面上有方、圓、六角、八角和十二角的區(qū)別,層次上有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層到十五層的梯級,內(nèi)容上有空心和實心的不同,材料上有石、磚、木、鐵、琉璃、玉、銅等的區(qū)別,甚至在排列上也不僅為單塔,而是有了雙塔、三塔、列塔、塔林、百塔甚至一百零八塔這種煌煌大觀的數(shù)字。就用途來看,塔也不僅僅為佛教所專有,而是出現(xiàn)了風水塔、料敵塔、燈塔、水塔、文筆塔甚至電視塔、鐵塔等非宗教的品種了。
塔是一種奇妙的建筑。在佛教徒的眼中,塔是釋迦牟尼的象征,拜塔即禮佛。美學家說,中國建筑講究的是平面展開的整體復雜結(jié)構(gòu),而不是一座座獨立自足的向上堆起的單純的尖頂,塔以一種縱向的結(jié)構(gòu)打破了中國以橫向結(jié)構(gòu)為主的建筑趨向。哲學家眼中的塔,是一種從空間意識轉(zhuǎn)化為時間進程的物化。建筑學家的眼中,塔是一種可以提供縱向空間架構(gòu)的實體,將宗教性和裝飾性巧妙結(jié)合,是東西方建筑文化交相融合的一個成功實例。
塔是中國2000年歷史中最具詩情的一種建筑物,它并沒有因為是舶來品而被人歧視,反而與中華文化最為融洽地結(jié)合起來。塔是中國古代建筑中萬眾矚目的大哥大,至高無上的地位足以矜夸,是任何建筑都無法替代的。盡管它是外來之物,然而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它并沒有“化于胡”,而是“化胡于我”。
滬公網(wǎng)安備 3101010200643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