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2/21 21:31:04 來源:美術(shù)報
麥積山佛像背光頂部的大黑天壁畫
佛教產(chǎn)生于印度,佛像產(chǎn)生于貴霜,但在洞窟里造像繪畫卻可遠(yuǎn)溯到埃及,三千多年前阿布辛貝勒神廟就是在山崖間開鑿的,里面有壁畫。亞歷山大的東征促發(fā)了佛教的產(chǎn)生,鑿窟造大像技術(shù)也隨之而來,阿旃陀開佛教石窟之先,又經(jīng)克孜爾東傳,這一條文化之鏈從遙遠(yuǎn)的埃及一直播撒到中國。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后,敬神的場所由原先的宮殿、廟宇擴(kuò)展到了洞窟這一嶄新的地方,壁畫的內(nèi)容也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出現(xiàn)了外國神祗佛陀,中國的繪畫從此新添了“佛教美術(shù)”這一門。
中國目前最早的石窟是甘肅的天梯山石窟,開鑿于北涼時,由曇耀主持其事。北魏破北涼,曇耀等人隨之遷到平城,開鑿了云岡石窟,另一支僧人西去,開鑿了敦煌石窟。然而,甘肅的炳靈寺卻是有準(zhǔn)確的紀(jì)年,開鑿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踞今已有1600多年的歷史。這些石窟共同組成了“涼州模式”,以后又影響到全國。中國的石窟從十六國時始,以敦煌、云岡、龍門和麥積山石窟為代表,時間貫穿了魏晉、隋唐、宋元,到明清后衰微。
宋代時石窟還有余緒,大足、安岳、延安、彬縣、杭州等地的作品都不失為佳作,此外還有大理國的劍川石寶山和桂林等處的點狀分布。然而和魏唐相比,宋代的造像雖然比例準(zhǔn)確,然而拘謹(jǐn)呆板,缺少靈動生氣。
云岡是“涼州模式”在中原的繼續(xù),開始了以帝王皇家出資建窟的先例,體現(xiàn)了“皇帝即佛”的觀念,規(guī)模之宏大,佛窟之眾多,前所未有。在藝術(shù)手法上也是兼取眾長:巨佛和小佛,佛窟和支提窟,石雕和泥像,建筑、雕刻、浮雕和繪畫并列在一起,難以區(qū)分。往往在崖間鑿了窟后,把洞口裝成建筑的檐,還立上巨柱,稱“石窟寺”??邇?nèi)巨型佛像的背后就是淺刻的浮雕,其間還有凸出的高浮雕。到了清代,又在浮雕上填了重彩,鎏了金,民間稱為“五花洞”。
云岡石窟還處于中國佛教洞窟的早期,有西域僧和匠人的參與,在造像的模式上還帶有犍陀羅風(fēng)格,人物粗壯,造型簡約,手法稚拙,有北方草原民族的氣魄。
北魏遷都洛陽之后,龍門石窟早期也承襲了云岡的做法,古陽洞、賓陽洞等窟里的菩薩還有交腳跏坐的姿勢,服飾還保持著天竺的袒左斜披袈裟式,還保留著馬吐臘密密衣紋的痕跡。每一個洞窟里造像背后的圓光上部,火焰、飛天、龍、化佛、菩薩、忍冬、蓮花,各種圖形層層疊疊、密密匝匝,升騰飛躍,就無異于一幅圖形極美、極為復(fù)雜的極樂世界浮雕壁畫。
賓陽洞的南北兩壁有兩幅浮雕壁畫,一為《孝文帝禮佛圖》,一為《文昭皇后禮佛圖》,合稱《帝后禮佛圖》。這是北魏宣武帝為父母而修鑿的窟。帝王雖然貴為天子,但在這里他們只是以供養(yǎng)人的身份來禮佛,地位要比佛、菩薩、聽聞和護(hù)法諸部低。畫面中的帝后各率一隊,分列龕的南北,穿戴隆重,儀仗威嚴(yán),在群臣的簇?fù)硐?,正在列隊參拜。畫面人物眾多,密集重疊,然而渾然一體,互有照顧。
這兩幅壁畫中的人物已經(jīng)沒有了犍陀羅風(fēng)格的厚重,減弱了凸起的高度和立體感,而是以線來造型和分割,上承漢代畫像石的減底淺刻風(fēng)格,然而在人物的結(jié)構(gòu)上更加準(zhǔn)確,顯然已經(jīng)完成了本土化的過程,這與孝文帝推行漢化的政策是一致的。
與此同一題材的《帝后禮佛圖》在鞏縣的石窟寺里還有18幅,場面更加壯大,儀從更多,手法也更圓熟。這是宣武帝在鑿造了龍門的賓陽洞后,因身染疾病被治愈而發(fā)愿建造的。由于賓陽洞的浮雕后來被盜,這些浮雕已成了絕世孤品。
鞏縣石窟里還有一對飛天,左右對峙,神采飛動,拈花微笑,顧盼有姿,裙裾和披帛的組織疏密有致,其中一幅被收在《中國美術(shù)全集》的扉頁上,當(dāng)是中國最美的飛天形象。
同一題材的《禮佛圖》在洛陽有出土,人物不是皇帝而是官員,構(gòu)圖顯得疏朗,然而在儀仗中卻有北魏的馬、牛車和器物等造型,為后代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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