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1/11/27 14:07:48 來源:北京青年報
展覽:漢淮傳奇——噩國青銅器精粹展
展期:2021.10.20-2022.1.16
地點:上海博物館
《封神演義》里有個一出場就領盒飯的大臣鄂崇禹,看似不起眼,但在小說中,其地位頗高,能與周文王姬昌平起平坐。在商紂朝中,姬昌是西伯侯,紂王王后的父親姜桓楚是東伯侯,而鄂崇禹是南伯侯。《封神演義》是明代小說,它以商末周初的歷史為背景,提到的很多人物原有所本。姬昌不必說,南伯侯鄂崇禹、東伯侯姜桓楚,其實就是《史記》《戰(zhàn)國策》中提到過的與姬昌并列三公的鄂侯、鬼侯。無論在小說中還是史料中,鄂侯似乎都存在感不強。但史料中的只言片語,仍然暗示著,在商紂時期,鄂侯已經是頂級諸侯,其代表著不可忽視的一派力量。
紂王雖殺掉了鄂侯,但遠未能消滅鄂侯背后的政治勢力。湖北如今稱“鄂”,可見鄂侯遺產至今仍余緒不斷。只是鄂侯被殺之后,“鄂系”情況失載于史冊,其歷史不免云山霧罩。幸而,文獻中雖無“鄂”,甲骨文、金文中卻有“噩”,二者相通。新世紀以來,豫南鄂北一帶出土了幾批帶銘文的青銅器,讓噩國的面目日漸清晰。上海博物館近期舉辦的“漢淮傳奇——噩國青銅器精粹展”匯聚了與噩國相關的諸多關鍵性器物,意圖讓觀者充分領略那一度被人們遺忘的諸侯國。
噩國去脈
乍看噩國青銅器,可能著實有些摸不著頭腦。盡管不少青銅器都帶銘文,但那文字似乎過于簡單,都是五六個字的,如“噩侯乍(作)寶尊彝”(圖1),除了能確定是噩侯的東西,仿佛什么也沒說。但是當青銅器與出土背景相結合,諸多細節(jié)透露出的信息值得玩味。
2007年,湖北隨州安居羊子山的一座西周早期墓葬被考古工作者發(fā)現(xiàn)。這座墓葬出土了青銅器27件,其中20件青銅器帶有銘文。很多銘文雖然內容簡單,但多數(shù)有“噩侯”字樣。盡管墓葬受到了盜掘者的擾動,但武漢大學張昌平教授經研究指出:墓葬出土青銅器造型風格較為統(tǒng)一,對比材料可知,時代當為西周早期;銘文內容、字形也較為一致,表明各青銅器所提到的噩侯當為同一人。這一觀點已獲得了相當廣泛的認可。
噩國一國之君的墓葬,所出青銅器呈現(xiàn)明顯的西周早期風格。這一情況暗示著,紂時鄂侯被殺之后,噩國并未消亡,西周早期時其國仍在。盡管各類史料留白甚多,但我們大可推測,鄂侯被商紂所殺,可能大大促成了噩系勢力與周人聯(lián)盟。彼時周人核心區(qū)在陜西寶雞一帶,居于西;商人核心區(qū)在河南北部一帶,居于東;而噩國在湖北北部一帶,居于南。周、噩聯(lián)盟,便可形成對商人的夾擊之勢。雖然人們歷來知道噩國位于南方,但其具體位置不詳。噩侯墓葬出現(xiàn)在湖北隨州安居羊子山一帶,這為探討這股重要力量的確切活動據(jù)點提供了依據(jù),推動了學界對以往爭訟已久的噩國地望的認識——西周早期噩國的核心區(qū)域應當距離國君之墓不遠。盡管銘文提供的信息有限,但寥寥幾字,提供了探索噩國時代和核心區(qū)域的新線索。
噩國地望浮出水面,其受到商人、周人重視的原因也便更為明晰。據(jù)兩件涉及周昭王南征的青銅器銘文載,周昭王南征荊楚之前,先行派出大臣至南方各國進行準備工作,曾“在噩師次”,即在噩國軍隊駐扎。昭王南征這一事件表明,商、周時期,以黃河流域為統(tǒng)治中心的王室對長江流域的控制并不穩(wěn)定。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隨棗走廊是天然而成的重要通道,而噩國、曾國恰扼守此地。因此噩國的戰(zhàn)略定位不言自明,無論是商紂封鄂侯為三公之一,還是周封噩國,其用意均在于控馭南土。
盡管商王、周王對噩國均重視有加,但稍有不慎,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便會有所暴露,釀成沖突。前有商紂“脯鄂侯”,將鄂侯殺掉做成肉干,后有西周晚期噩侯馭方叛亂。關于噩侯馭方叛亂,展覽中的兩件青銅器(圖2、3)銘文所記的事件呈現(xiàn)出戲劇性的轉折。前一件噩侯馭方鼎有86字銘文,記錄了周王南征之時噩侯馭方與周王的一番親近——設宴款待、互相吹捧、賓主盡歡、鑄鼎紀念。后一件禹鼎208字銘文,則記錄了噩侯馭方叛亂,周王先敗后勝,虜獲馭方。在展覽中先后看到這兩件器物,仿佛按下了歷史進程的多倍速按鈕,恍然間有前一秒惺惺相惜、后一秒反目成仇的感覺,讓人不由唏噓西周晚期的風云變幻。而噩國的故事于此,似乎再一次地中斷了。
2010年,河南南陽夏餉鋪發(fā)現(xiàn)一處墓地。墓葬年代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其中清理出四代噩侯及噩侯夫人墓。噩國中斷的歷史由此延續(xù),卻也給人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在此發(fā)現(xiàn)之前,關于噩地究竟何方,此前爭訟很多,南陽一直也是噩國地望的疑似地點之一。隨州、南陽兩地的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幾經動亂的噩國的核心區(qū)域或有變化。而這種遷徙,也造成了后世史書記載的搖擺模糊。新發(fā)現(xiàn)提出的難題是,既然噩侯馭方時,噩國已遭受重大打擊,幾近滅國,那么南陽發(fā)現(xiàn)的噩侯又是何來歷?夏餉鋪墓地出土青銅器上的銘文信息暗示出,居于南陽的噩國公族,可能已經不是馭方家族一系,而是變成了周王室直系親屬姬姓。南土重要,異姓已然叛亂,那更需安插親信。因此,存噩國而變國君。不過,這種滅國改封,通常是就地改封,并不改換封國的位置。因此,噩國何時遷徙、又何以遷至南陽盆地一帶,目前雖無充分史料予以確切解釋,但恐怕還是和后來周王室對南方統(tǒng)治的整體策略調整有關。
噩國青銅器的風格
看展覽,展線結構體現(xiàn)的敘事是盡可能再現(xiàn)噩國的歷史。但展覽敘事和文本敘事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展覽空間和物質本體,為觀者提供了一種沉浸的可能。展品本身所展現(xiàn)的沖擊力,為感性體味噩國遺產提供了可能性。因此,青銅器銘文及器物出土背景提供的歷史、地理信息,僅僅是噩國歷史的敘事面向。青銅器的造型、紋飾、風格、組合,則表現(xiàn)著噩國的另一個面向。
西周早期的噩國青銅器,與商周之際中央區(qū)域的青銅器既近似又不同。青銅器商周雖然易代,但前代青銅器的藝術風格并不會因此戛然而止,新時代禮儀制度的確立需要時間,因此前代之風仍有相當時間的存續(xù)。噩國青銅器與這種整體性的特征同步。因此我們在西周早期,不僅能觀察到對噩人對商人所愛器物的沿用(如方鼎),在很多器物上也仍能觀察到晚商青銅器較為劍拔弩張、奇異詭譎的風格。
噩國先后追隨商周王室,其青銅器風格自然也受到兩代中心區(qū)域的影響。西周早期的噩國青銅器扉棱突出、紋飾夸張,仍顯示著晚商的余緒(圖4)。新時代最初的變化雖然并不顯著,但絕非一成不變。如羊子山最為人矚目的獸面紋卣(圖5),扉棱突出,但獸面紋無地紋,浮雕邊緣輪廓圓潤,以較為柔和的視效,一定程度上中和了扉棱帶來的棱角感和奇詭之風。
噩國青銅器雖對商周中央地區(qū)的器物風格亦步亦趨,但仍可看到自身風格的一面。如上海博物館所藏噩叔簋,為方座簋(圖6、7)。據(jù)陜西師范大學張懋镕教授統(tǒng)計研究,方座簋絕大多數(shù)都出土于陜西地區(qū)。而又尤以周人發(fā)祥地陜西寶雞地區(qū)所出方座簋時代早、數(shù)量多,所出墓葬規(guī)模大。這正表明方座簋是周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噩國有此簋,證明了噩國與周人的密切關系。但有趣的是,噩叔簋的方座內有一銅鈴,這在周人的方座簋中并不常見。其所體現(xiàn)的,或許正是噩人自己的創(chuàng)造。另外,若拿噩國青銅器與周人中心區(qū)域的青銅器細細比較,或可發(fā)現(xiàn)噩國青銅器的比例協(xié)調和細節(jié)處理方面又稍顯欠缺,厚重感略顯不如。由此而觀,身居南方的噩國公族,雖然追慕中央,但在青銅器制作方面似仍有自己的調整空間。
技術管控的政策與對策
青銅器的藝術風格,引發(fā)出一個技術性問題:噩國這些追慕中央但又包含著地方元素的青銅器,到底是哪里生產的?原料又來自何方?這一問題目前尚未得到徹底解決。不過根據(jù)現(xiàn)有研究,商周王室控制南土的戰(zhàn)略意圖之一,應是獲取南方地區(qū)的銅料。而噩國、曾國等位于交通要道的諸侯國,所承擔的一大任務或許便是保障運送銅料的“金道”暢通。
相比于中央王朝,銅料對于南方諸國似乎并不成問題。但能夠解決銅料問題,并不代表著青銅所需的鉛料、錫料亦能順暢解決。作為商周時期最復雜的手工業(yè)之一,青銅生產不僅需要調配多種原料資源,還需要掌控制銅的復雜技術。資源調配的權力和銅器生產技術是為中央王朝???,還是亦可為重要邦國所掌握?這一問題的解答仍需要多方面的證據(jù)。但是噩國青銅器獨特的藝術風格,卻為我們思考技術管控背后的統(tǒng)治策略和地方對策掀開了一角。
噩國,似乎名不見經傳。但在商周之時,它的動向卻極大地影響著商、周兩代王室的對南統(tǒng)治。紂殺鄂侯,未必是因為鄂侯直言犯諫——如將此事件與西周晚期馭方叛亂并列而觀,其所體現(xiàn)的,或許都是商周王室與地方勢力的妥協(xié)與斗爭。青銅沉默無聲,它簡略的文字、凝固的紋理、冰冷的材質、漫長的生命,卻藏著一個時代的刀光劍影、鼓角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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