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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論扶手椅之流變
　　兼記黃花梨四出頭官帽椅
　　文/譚向東

　   清早期  黃花梨卷草紋四出頭官帽椅（一對）
　　座寬: 56.6cm 座深: 47.3cm 高: 118.6cm
　　中貿(mào)圣佳2021年春拍
　　中貿(mào)圣佳2021春拍，呈現(xiàn)一對黃花梨四出頭官帽椅。關(guān)于這兩只椅子的奇特經(jīng)歷，筆者曾在2014年3月18日寫過一篇博文，題為“難成眷屬的兩把官帽椅”。不久，張金華先生看過后對我說了兩個字：“快了”。今將當(dāng)年的博文原文照錄，不改一字，也是值得玩味的一段趣事。當(dāng)時未見到Nicholas Grindley的藏品實物，照片所限，尚不知該椅扶手與腿足連接處亦是出頭的榫子，實為遺憾，今特為補充說明。文中關(guān)于尺寸的謬誤，是當(dāng)時信息來源的錯漏，各位看官見過實物便知。
　　博文鏈接
　　難成眷屬的兩把官帽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39e0ce0101ssc5.html
　　嘉德開年雙展上的一把黃花梨四出頭官帽椅，在幽暗的燈光下默默靜立著。椅為四出頭式，搭腦和扶手蜿蜒旖旎，舒展流暢。背板和壸門券口牙板上淺雕卷草，曲線柔美。
　　這把標(biāo)致俊朗的大四，是近年拍場上的名品。99年由嘉木堂售予著名收藏家Eskenzi，他的12件經(jīng)典明是黃花梨家具，在前年嘉德春拍上驚艷出場，令全球矚目。而這把椅子不在其中，卻不知何時回到嘉木堂，得以在本場展出。
　　該椅有著鮮明的特征，因此令人過目不忘。搭腦和扶手的四出頭，外翻和上揚的趨勢明顯；常見的扶手與鵝脖折角處的角牙，并未出現(xiàn)，也沒有修補的痕跡，似是原始設(shè)計就如此。
無　　獨有偶，另一把椅子也有著相同的特征，連形制和紋飾都如出一轍，是收藏家Nicholas Grindley的藏品。2001年和2008年，他的椅子兩次出現(xiàn)在亞洲藝術(shù)展上，看來是未曾易手。如果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將兩把椅子混淆，因為實在太相似了。盡管如此，兩把椅子還是有這顯著的差別。

　　Nicholas Grindley的藏品，步步高趕棖在腿足上透出明榫，而本次展出的椅子，則無此特征。當(dāng)然，這一點是可以人為改變的。另外，兩把椅子的尺寸也有較大的差異，尤其是座面。Nicholas Grindley的高118.2厘米座寬62.2，深55.3厘米，Eskenzi的高119厘米，座寬56.5，深47.5厘米。
　　形態(tài)及神韻極為相似的家具，往往出自同一地區(qū)同一作坊，甚至同一位匠師。然而，市場的原因，這兩把貌似成對的官帽椅，注定了無法終成眷屬天各一方。

　　本次展覽的Eskenzi舊藏：

　　關(guān)于中國古代座椅的起源一說，翁同文先生在《中國座椅習(xí)俗》一書中，述及前輩學(xué)者侯思孟、吳同、崔詠雪的考證研究，并明確贊同一九六七年美國漢學(xué)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的觀點，析辨各家謬說，舉證確鑿，考明西晉末年佛圖澄所坐的繩床是最早例子，乃源自印度，由佛教僧侶傳來，又長期為僧侶坐禪入定的坐具。一九七三年吳同先生以英語所撰《從輸入的游牧人坐具到摺疊扶手靠椅》一文，與侯思孟觀點不約而同。一九八六年臺灣學(xué)者崔詠雪出版《中國家具史之坐具篇》，資料詳實，圖片豐富，寫下了中國家具史的重要一頁，可惜此后再無論述。
　　在沒有新的證據(jù)公布之前，繩床隨佛教傳入成為中國座椅的開端是不爭的事實。以敦煌莫高窟為代表的西魏至唐代壁畫中，繩床的形象提供了研究的依據(jù)。例如莫高窟285窟主室北披西魏大統(tǒng)四年壁畫、陜西靖邊縣統(tǒng)萬城周邊仿木結(jié)構(gòu)壁畫墓之北朝壁畫等，都繪有僧人趺坐繩床的影像。敦煌研究所出版的楊森著《敦煌壁畫家具圖像研究》一書，對壁畫中出現(xiàn)的蜀柱柱頭式椅、二出頭椅子、四出頭椅子、早期圍背椅子等有詳盡的描述。書中提及莫高窟盛唐第23窟北壁、中唐第186及第200窟、晚唐第9第138及第141窟等，均有四出頭扶手椅之形象，惜未提供詳盡圖片資料。筆者查詢到晚唐第9窟北壁維摩詰圖、五代第61窟東壁北側(cè)維摩詰經(jīng)變中方便品圖及大佛光之寺圖，僧人坐禪的椅子，不僅有彎曲的搭腦，還有腿間管腳棖，最接近我們目前熟知的四出頭扶手椅。

　　左：莫高窟第9窟北壁 晚唐 維摩詰與富樓那
　　右：莫高窟敦煌壁畫第61窟東壁北側(cè)維摩詰經(jīng)變中(五代時期)
　　從廣泛收集的資料來看，早期的扶手椅形象都與佛教有關(guān)。1988年上海青浦縣白鶴鎮(zhèn)青龍村，村民開挖窯河時發(fā)現(xiàn)一座唐代水井，水井中出土長沙窯執(zhí)壺2件。據(jù)《上海文博論叢》2003年第4期周麗娟撰文記載，其中一件釉下褐彩執(zhí)壺上模印胡人手執(zhí)長形樂器，偏坐于扶手前聳的繩床之上。

　　唐上海青浦出土長沙窯執(zhí)壺 周麗娟 上海文博論叢2003.04期
　　該椅靠背雖矮，但扶手有出頭，極可能是四出頭椅。其靠背編織成網(wǎng)格狀。發(fā)掘報告中認為這把高背扶手椅的式樣與文獻中所說的繩床極為相似。那么佛教世界之外的世俗生活中，是否有四出頭扶手椅的存在？筆者嘗試搜集唐代座椅的形象資料，流傳最廣者有二。其一為日本正倉院所藏赤漆欟木椅子。

　　唐 正倉院藏 赤漆欟木胡床
　　從造型上看，該椅扶手前端立柱向上出頭，并非目前意義上的四出頭。據(jù)崔詠雪書中110頁所載，正倉院所藏大致是奈良時代光明皇后奉獻佛前的圣武天皇遺物（公元756年左右），原件本已散亂，現(xiàn)為復(fù)原之狀。椅面為編織物，即所謂胡床椅。從其用途上看，仍是佛教人士用具。

　　另一廣泛流傳的形象，是高力士之兄高元珪之墓中壁畫。高元珪下葬于唐天寶十五年（756年），時為安史之亂次年，與正倉院藏品時代相近。很多書籍文章曾經(jīng)引用該墓壁畫線圖，畫中高元珪垂足坐于一大型椅上，線圖清晰描繪出椅子帶有直方扶手，并以此判定天寶至開元年間，已有四出頭扶手椅在民間使用，至少是在貴族中流傳。

　　唐高元珪墓壁畫上的椅子線圖
　　但筆者查詢到《文物》雜志1959年第8期所載賀梓城《唐墓壁畫》，文中插圖顯示該線圖與壁畫所繪不完全相同。

　　唐高元珪墓壁畫上的椅子《文物》1959-8
　　插圖顯示壁畫漫漶不清，實無法認定高元珪所坐為扶手椅。此類線圖與實物不符的情狀時有發(fā)生，還望今后的研究者予以厘清。
　　現(xiàn)藏首都博物館，北京市陶然亭唐何府君墓出土壁畫，唐史思明天順元年759年。墓主坐一搭腦彎曲的方材椅子，但似乎沒有靠背。畫面下部雖已脫落，但肘部位置應(yīng)無扶手。

　　唐史思明天順元年759年 北京市陶然亭唐何府君墓出土首都博物館
　　建于唐代中期8世紀的寶慶寺釋迦造像龕，有三尊流失日本，現(xiàn)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釋迦佛趺坐于寶床上，身后有靠背，直搭腦兩出頭。

　　唐代中期8世紀寶慶寺石佛造像 東京國立博物館
　　云南劍川石鐘寺石窟，始于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年），寺中雕塑大理國南詔王閣羅鳳、異牟尋議政像，所坐為搭腦出頭雕龍首的寶座，無扶手。

　　唐 大理國南詔王異牟尋議政圖，云南劍川石鐘山石窟
　　河北宣化張慶宗墓，墓主葬于877年。墓東南壁磚雕椅子、馬球桿及燈檠，磚雕部分脫落，但比例上看出該椅為無扶手的兩出頭椅。

　　唐 河北宣化張慶宗墓東南壁磚雕877年
　　《考古》雜志1966年第1期載董振修《河北永平清理一座唐墓》，墓主時清為鉅鹿人，葬于831年。文章提及墓室西壁有磚砌桌子，北壁上有茶幾、椅子，東壁中央有燈檠。室內(nèi)立柱、家具均涂朱色。惜未給出照片資料，磚砌椅子形象未知。

　　資料顯示，除了佛教壁畫之外，出土唐代實物資料中并無確鑿證據(jù)指出扶手椅流行于民間。繩床雖早已隨僧侶傳入中國，但并未在民間廣泛使用。帶扶手的繩床似乎僅限于僧侶之間流行?！度圃姟钒拙右祝?72-846年）詩云：坐依繩床閑自念，前生應(yīng)是一詩僧。印證繩床之類扶手椅只為僧人所用。
　　唐代處于席地坐到垂足坐的轉(zhuǎn)型期，貴族士大夫注重禮教，仍多延續(xù)跪坐的習(xí)慣。上海博物館藏唐代孫位的唯一真跡《高逸圖全卷》，圖中竹林七賢席地而坐，身依憑幾，背靠隱囊，完全是魏晉風(fēng)骨。

　　唐 孫位 高逸圖全卷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但唐代的高坐之風(fēng)，仍然造就了坐具的發(fā)展。按《資治通鑒-唐記》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辛卯條，記載唐穆宗坐在大繩床上見群臣，這種陳設(shè)恐怕是日后寶座流行于宮廷的肇始。唐代周昉的《內(nèi)人雙陸圖》《揮扇仕女圖》《演樂圖》等，都有坐具的形象，甚至有椅子，但以杌凳類為主。
　　唐李濟翁《資暇錄》云：“近者繩床皆短其依衡曰折背樣，言高不及背之半”。此即玫瑰椅式樣的最早記述。其后兩宋至明代繪畫中，多見玫瑰椅的形象。
　　然而彼時處于坐姿更替的膠著時期，高坐可能僅僅是一股清流。甚至到北宋初年，《閒見錄》記載宋太祖雪夜拜訪趙普，設(shè)重茵地上，證明桌椅在宋初尚未普及于民間。楊文公《談苑》：“主家造檀香椅子、桌子，斯固富者罕見之物”，顯見宋初桌椅尚未普遍使用。南宋陸游的老學(xué)庵筆記中，甚至譏笑當(dāng)時婦人坐椅子杌子為沒有法度，可見時人仍沿襲古風(fēng)，尚有席地而坐的情況，但亦說明南宋時椅具漸漸進入居室生活。
　　唐代至北宋的數(shù)百年里，民間不曾流行四出頭式扶手椅，是不爭的事實。《韓熙載夜宴圖》是最好的例證，全卷所繪的座椅，均為無扶手的靠背椅。故宮藏北宋張先《十詠圖》，繪于1072年。圖中四人均坐于燈掛椅上。

　　北宋 張先 十詠圖 故宮
　　究其原委，筆者認為與唐代安史之亂和唐武宗滅佛事件有關(guān)。
　　天寶十四年的安史之亂，北方大部毀于戰(zhàn)火，寺廟被毀僧侶逃散，北方佛教的發(fā)展受到?jīng)_擊。更為嚴重的是唐武宗滅佛。敦煌研究所陳雙印、張郁萍《唐代佛教分期問題研究》一文認為，公元845年開始，唐武宗幾乎毀掉了全國所有的寺院，寺院資產(chǎn)也幾乎被全部沒收，絕大部分僧尼被迫還俗，銷毀佛經(jīng)佛像無數(shù)。其后，公元955年，后周世宗柴榮即位的第二年，下詔大毀佛寺，境內(nèi)佛法寺廟，除了有皇帝題字的可以保留外，每縣只留一寺，其他盡毀。唯獨敦煌莫高窟在吐蕃王朝統(tǒng)治者保護扶持佛教的政策下，避過了會昌法難，得以一脈相傳。
　　這種情形之下，民眾懷有對佛教的恐慌心理，為避免受到滅佛運動的影響，勢必遠離佛教場所，甚至連佛教用具也唯恐避之不及。由此心態(tài)造成以繩床為代表的扶手椅，自此不受歡迎。
直到趙匡胤奪得江山，吸取了三武一宗滅佛的教訓(xùn)，廢止了柴榮滅佛的政策，恢復(fù)寺院重塑佛像，推崇佛法，佛教才得以漸漸復(fù)興。

　　因此，滅佛運動毀了佛教，也間接導(dǎo)致扶手椅的流行滯后了兩三百年。九至十一世紀的三百年間，我們很難看到扶手椅，尤其是四出頭椅的身影。
　　在北方，與大宋朝對峙的遼代，出土多件坐具，比如遼代中期內(nèi)蒙古解放營子、內(nèi)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婁子店鄉(xiāng)上燒鍋村、內(nèi)蒙古林西縣氈鋪鄉(xiāng)哈什吐村、內(nèi)蒙古翁牛特旗、遼寧法庫葉茂臺7號遼墓出土的木椅等，以及遼代晚期河北宣化張文藻墓、宣化下八里張匡正墓、河北廊坊市安次區(qū)西永豐遼墓出土的木椅等。

　　遼代中期遼寧省博藏 葉茂臺7號墓出土
　　在南方，江蘇江陰宋孫四娘子墓出土北宋木靠背椅，江蘇常州武進區(qū)村前蔣塘南宋墓出土桌椅。

　　北宋江蘇江陰宋孫四娘子墓出土木靠背椅
　　這些出土實物，均為無扶手的單靠背椅。
　　直到遼代晚期北京市房山區(qū)天開塔地宮出土（1110年）木椅，以及寧夏賀蘭縣拜寺口雙塔出土（1189年）西夏彩繪木椅，始見扶手椅的實物。

　　南宋 寧夏賀蘭縣拜寺口雙塔出土西夏彩繪木椅
　　而山西大同金代閻德源墓出土（1189年）的木椅，終于出現(xiàn)嚴格意義上的四出頭椅。

　　金代中晚期1189 南宋中期山西大同金代閻德源墓出土 8
　　山西絳縣太陰寺現(xiàn)藏有金承安四年（1199年）款法澎大椅，經(jīng)故宮出版社張志輝先生研究為法澎生前用椅，是當(dāng)時一種特殊的禪坐用椅。與其相近的還有河南嵩山少林寺初祖庵，達摩所坐的四出頭式大椅，應(yīng)為宋元時期之物。

　　繪畫、石刻、考古發(fā)掘資料顯示，五代至兩宋時期的椅具多為無扶手的單靠背椅。例如五代董源的溪案圖、洛陽河南古代壁畫博物館孟津新莊五代墓壁畫、洛陽苗北村五代墓IM4729磚雕壁畫、洛陽邙山鎮(zhèn)營莊村北五代墓C8M1548磚雕壁畫、河南禹縣白沙北宋趙大翁墓前室西壁開芳宴壁畫、陜西韓城盤樂村M218北宋墓北壁壁畫、山西高平開化寺北宋晚期壁畫、寶山2號墓遼代早期貴婦頌經(jīng)圖、四川瀘縣宋代石刻博物館所藏南宋石刻、石門山第一龕南宋東岳夫婦造像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藏于北京故宮南熏殿，后被運往臺灣的宋代帝王帝后像，除少數(shù)畫像如宣祖、太祖、英宗、真宗后坐于寶座上外，多數(shù)帝后像座椅為裝飾華美的靠背椅。也從一個側(cè)面說明，上至宮廷，下到民間，無扶手的靠背椅是主流。

　　宋代帝王像
　　相較而言，這一時期的扶手椅形象則顯得稀少零落。北宋初年，南唐后主李煜亡國之前，王齊翰961～975年間為翰林待詔，其創(chuàng)作的《勘書圖》收藏于南京大學(xué)。圖中主人翁勘書閑暇之間，悠閑的坐在椅子上掏耳朵，該椅為方材，搭腦及扶手出頭，較閻德源墓出土的四出頭椅早了約兩百年。

　　五代南唐 王齊翰勘書圖 南京大學(xué)藏
　　李公麟的孝經(jīng)圖，創(chuàng)作于1085年，圖中兩處出現(xiàn)四出頭扶手椅。

　　北宋李公麟 孝經(jīng)圖 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藏10

　　北宋李公麟 孝經(jīng)圖 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藏8
　　臺北故宮藏南宋畫師張勝溫梵像卷畫冊，繪于1180年，其中慧能、慧可大師的座椅最接近四出頭椅。

　　南宋 張勝溫 梵像卷-畫冊 臺北故宮
　　南宋《五山十剎圖》中繪有靈隱寺椅子及方丈椅，有著曲折的搭腦及扶手，出頭花葉裝飾，為寺院之物。
　　艾克《花梨圖考》中的早期座椅形象，與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所藏十六羅漢圖極似，應(yīng)該也是僧人所用的坐具，即所謂繩床。

　　艾克 花梨圖考中的椅子
　　上述零星所見的影像及實物，除宗教人物畫之外，關(guān)于四出頭扶手椅的資料極為少有，顯見兩宋之前，四出頭椅并不普及，也沒有達成完備的形制。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家具的使用基本延續(xù)兩宋，除了交椅登堂入室，成為重要的坐具外，基本沒有其他建樹。元代畫家劉元所繪的司馬槱夢蘇小圖，美國辛辛那提博物館藏。圖中司馬槱頭枕臂彎搭在椅子搭腦上酣睡，該椅亦無扶手。

　　元 劉元司馬槱夢蘇小圖 美國辛辛那提博物館藏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元代趙雍《先賢圖卷》，繪有一把兩出頭扶手椅，搭腦出頭而扶手不出頭，且無聯(lián)邦棍，記錄于此聊備一格。
　　江陰博物館藏出游圖石刻，兩名仆從抬一頂轎椅，轎椅搭腦彎曲，座面軟屜，有腳踏。惜未查到發(fā)掘報告，無法確知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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