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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保利拍賣2020秋拍 王鏊《洞庭兩山賦及性善對》卷，局部
　　藝術(shù)自媒體/ 同古堂、 撰稿人/ 林妹妹、圖/ 北京保利拍賣

　　明代不同時期的書法，如何演變？
　　文/ 同古堂

　　書為古代六藝之一，可稱國粹，又國人以書，修身養(yǎng)性，競成風流。

　　其中，有明一代，承繼宋、元書法，文人皆崇尚以帖學為宗，刻帖更盛，如董其昌刻《戲鴻堂帖》，文征明刻《停云館帖》，華東沙刻《真賞齋帖》，陳眉公刻蘇東坡書為《晚香堂帖》等，簡牘之美，幾越唐宋。而篆籀及碑學，則幾至廢弛殆盡。

　　事實上，縱觀書法史，明代亦堪稱獨尊帖學之最后輝煌期，朝野上下，小楷、行草等書體，蔚然成風，科舉取士，亦以歐、趙為則，以至擅于書道者，燦若星辰，濟濟一朝，士大夫咸究心于此也。

　　祝嘉《明代之書學》即有言：“明人既多能行草， 其絕不知名者， 亦有可觀， 蓋以帖學大行也。”

　　不過，明代書風，雖承繼帖學之傳統(tǒng)，然不同時期皆具各自面貌。

　　從明初“三宋二沈”臺閣體始，至中期祝允明、文徵明、王寵、王鏊等吳門大家上追二王，力求革新，大呈復興之勢，而晚期則如董其昌、倪元璐、王鐸、婁堅等，另辟新徑，直抒胸臆，風神盡出天然。

　　明初期：臺閣體，一字萬同

　　明代書法審美的變革，與帝王的喜好及社會環(huán)境的改變有關(guān)。

　　明初期，自太祖朱元璋鼎定天下，國家百廢待興，其又貧民出身，故尤是提倡簡儉，反對奢靡，如前朝宮殿，多施繪畫，然其則愿以書法飾之。

　　明金繼登《典故紀聞》中有載“太祖新建宮殿成，令儒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介者書于壁間，又令侍臣書《大學衍義》于西廊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于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

　　又明代朝廷不設(shè)獨立畫院，所用畫者，隸屬內(nèi)廷太監(jiān)，授錦衣衛(wèi)官職，士人多恥之。而書法，則設(shè)“中書科”，書家可授中書舍人，成為帝王近臣，以耀門楣。

　　此外，明初諸帝王亦皆善書，據(jù)載：太祖御書“端嚴遒勁，妙入神品”、成祖“書甚奇”、仁宗臨蘭亭“意法神韻，唐之太宗不能過也”、宣宗書“行云流水，飛動筆端，真天藻也”等。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科舉也“以書取士”，如“沈度，字民則，弟粲，字民望，松江華亭人。兄弟皆善書……（度）由翰林典籍，擢檢討，歷修撰，遷侍讀學士。粲自翰林侍詔，遷中書舍人，擢侍讀，進階大理少卿”。

　　▲沈度《敬齋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近人馬宗霍于《書林藻鑒》亦有言：“有明一代，亦尚帖學，成祖好文喜書，嘗求四方善書之士以寫外制，又詔簡其尤善者于翰林寫內(nèi)制。凡寫內(nèi)制者，皆授中書舍人，復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羲獻書，使黃淮領(lǐng)之，且出秘府所藏古名人法書，俾有暇益進所能，故于時帖學最盛?！?

　　然“內(nèi)制”、“外制”多為應(yīng)制、題贈之作，又國勢承平，諸多書家書藝莫不講究平正典麗，以施政教，表"愛親忠君之念”，一時間，"阘冗膚廓，幾于萬喙一音"，此即“臺閣體”之濫觴。

　　另有楊士奇、楊榮和楊溥等先后入直翰林院和文淵閣，所書制誥碑版，均以姿媚勻整為工，所謂“一字萬同”，大概如斯。以及“三宋”即宋燧、宋克和宋廣，雖喜狂草，名噪于時，然亦以趙、王書體為尚，學得酷似為能，放縱不足。

　　時人更爭以為法，“閣臣書風”大有籠罩一代之勢。不過，由于“臺閣體”有悖于帖學書法抒發(fā)性情之要，又書壇束縛于“程朱理學”，少有創(chuàng)新，“求變”隱含，漸至“沉默中孕育爆發(fā)”。

　　明中期：吳門書家，兼容并包

　　及至明中期，江浙之地，經(jīng)濟繁榮，文化亦由之而起。不少文人淡于仕進，優(yōu)游文藝，尤是吳地，門生眾多，形成“吳門書派”，為書壇勝地，影響深遠。

　　“吳門書派”中，吳寬、沈周、王鏊、徐有貞等人，率先突破趙孟頫及臺閣體束縛，重新審視書法傳統(tǒng)。其或師晉唐，或法宋人，或自出機杼，漸超脫舊有桎梏。

　　如王鏊，其書法清勁爽健，結(jié)字縱長嚴謹，得峭拔風神。其為弘治、正德間文體變革的先行者及楷模，黜浮崇古之文學觀和尚經(jīng)術(shù)、去險詭之取士傾向，影響了一代文風。

　　唐寅頌其“海內(nèi)文章第一，山中宰相無雙?！?，其成就由此可窺，僅以其對吳中淮左文人之影響而言，文徵明、祝允明、唐伯虎等，皆得其指教，今人論其為吳門先導，亦無不妥。

　　▲Lot 1078 王  鏊  (1450-1524) 行書《洞庭兩山賦》及《性善對》

　　手卷  水墨紙本
　　畫心：26.9 ×589.5cm
　　題跋一：25×93cm
　　題跋二：26.9 ×92cm

　　出版：
　　《近墨堂法書叢刊第二輯·王鏊行草四種》，第10-39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年。
　　著錄：
　　王鏊《震澤先生集》卷一、卷三十四，明嘉靖刻本。
　　說明：
　　1.董其昌、方廷瑚、陳希敬、葉道芬、林霄題跋。方廷瑚，字鐵珊，號幼樗，浙江石門人。嘉慶十三年（1808）舉人，官平谷知縣。有《幼樗吟稿》。陳希敬，字櫟余，號笠雨，一號眘甫，浙江海鹽人。道光三年（1823）進士。歷任江蘇金壇、江陰、直隸高陽、宛平知縣。升深州知州。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北伐軍攻城，城陷殉難。有《菰蘆老屋吟稿》附詞。葉道芬，字君蘭，號香士，嘉定人，一作吳縣。官直隸州判。程庭鷺弟子。書學顏真卿。工畫山水、人物，與秦誼亭、俞承德客京師，于松筠庵結(jié)畫社。
　　2.西川寧題盒。
　　3.附西川寧信札一通及原封。

　　王鏊（1450—1524），字濟之，號守溪，世稱震澤先生。其八歲能讀經(jīng)史，十二歲能作詩，十六歲時，國子監(jiān)諸生即傳誦其文，又鄉(xiāng)試、會試皆第一，25歲高中探花，可謂文采斐然，博學通史。

　　又歷侍明憲宗、孝宗、武宗三朝，為官數(shù)十年，清正不阿，官拜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極盡人臣之貴，王守仁贊其為“完人”。著有《姑蘇志》、《震澤集》、《震澤長語》等。

　　王鏊傳世書作極少，據(jù)“尹飛卿：大賦哲文 “宰相”胸次——明 · 王鏊《洞庭兩山賦及性善對》卷評述”文中所言，目前可知有普查登記號之王鏊書作僅有八件，其之稀珍，自此可知。

　　▲已知王鏊存世書法情況

　　是卷王鏊《<洞庭兩山賦>與<性善對>合卷》，曾為近墨堂舊藏，卷長近六米，所書《洞庭兩山賦》及《性善對》為其傳世名篇。

　　其中，《洞庭兩山賦》寫景抒懷，有云：“三萬六千頃，浩浩湯湯，如滄溟澥渤之茫洋。中有山焉，七十有二。眇眇忽忽，如澎湖方丈之仿佛”，此二句謂太湖為巨藪澤國，吞吐日月，魚龍隱處，云夢實不足以存于胸中，尤是令人欲登臨此地，一窺“洞庭東山”勝景。

　　洞庭軒轅宮前殿壁間，至今仍鑲嵌王鏊《洞庭兩山賦》碑刻，于此書刻中，觀太湖之浩闊，山川之峻拔，均咫尺之間。

　　▲王鏊《洞庭兩山賦》碑刻

　　而《性善對》則是其對“心”、“性”等問題的哲思，如其所言“鑒者善應(yīng)而不留物，……則惟其善者也，而惡安從生？”亦或“曰所謂虛靈者果乎，是心也，非也，曰子以心為之乎，心者，月之魂也。”，皆可窺其處世之道。

　　王鏊為彼時文壇領(lǐng)袖，文風“麗質(zhì)兼?zhèn)洹保歉吲e復古旗幟的“前七子”的先聲，對于文體的改變，其功甚偉。

　　此《<洞庭兩山賦>與<性善對>合卷》，為其兩文合綴連卷，迥異于尋常應(yīng)酬之文，其亦數(shù)度書寫，其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其《洞庭兩山賦》卷，惜差一百余字，尚未寫全，卷上有周天球題跋。

　　▲周天球題記，故宮卷

　　據(jù)周天球題記：“震澤先生王文恪公，作是賦書之卷中未竟者，一百四十字，不知何為置閣，距今蓋五十余年矣，萬歷丙子九月十又三日，余偶過三槐故里公之冢，孫太常公出示此卷，且命足之。余讓不敢，乃固以請，妄為續(xù)之，忘狗尾之見消也，后學周天球記”。

　　可知，故宮“不完全”卷，為王家世藏，然未完全書畢，其奉其后人之請，乃補全。其中“萬歷丙子”為1576年，又其言及“距今蓋五十余年矣”，故王鏊此卷當書于1520年左右，彼時其正值古稀之年。

　　王鏊此卷未書寫完畢，其因已不得考，然書家此“棄舉”，或因書寫不甚滿意，或因瑣事所累，兼而有之，周天球亦不知其何故。

　　而對比北京保利拍賣王鏊《<洞庭兩山賦>與<性善對>合卷》中，其中《洞庭兩山賦》書寫完整，較之故宮卷，書寫更為流暢，又結(jié)體放縱奇崛，殊為難得。

　　又此二卷，書風極似，合卷中為完整卷，故此《<洞庭兩山賦>與<性善對>合卷》創(chuàng)作年代，也應(yīng)為其七十歲晚年時期。

　　▲左：故宮卷；右：保利卷

　　▲左：故宮卷；右：保利卷

　　王鏊的書法，亦是以承繼“二王”傳統(tǒng)為主，書風清勁爽健，結(jié)構(gòu)較之明初，亦愈為清雅，同時兼有沛然之氣，奕奕然有神采。

　　此外，不同于王鏊其他書卷，故宮卷所書已是臻于書道至佳之境，其仍不滿意，而此卷書寫精整，料想“文恪公”應(yīng)是極為自得。

　　卷中，有董其昌、方廷瑚、陳希敬、葉道芬、林霄等人題跋，其中董其昌稱之“籠鵝家學”，王羲之愛鵝，故董文敏以此贊譽王鏊此作有“羲之面目”，得其神髓，評介至高。

　　▲董其昌題跋， 局部，溫馨提示：左右滑動瀏覽

　　此《<洞庭兩山賦>與<性善對>合卷》著錄于《近墨堂法書叢刊第二輯·王鏊行草四種》，第10-39頁。文章見載于王鏊《震澤先生集》卷一、卷三十四，明嘉靖刻本，文字略有不同。

　　鈐印“濟之”，王鏊，字濟之，“三槐之裔”，系其為三槐王氏后裔，出自蘇州吳縣支派，其亦出生于洞庭東山震澤鄉(xiāng)胥母界陸巷口王氏三槐堂王琬舊第，逝后葬于三槐?！按髮W士圖書印”，其為文淵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

　　▲印鑒對比

　　王鏊逝后，文徵明繼之，主吳中風雅數(shù)十年，其詩、文、書、畫無一不精，人稱“四絕”。以繪畫而言，其與沈周、仇英、唐寅，有“明四家”之稱，也稱“吳門四家”；書法上則同祝允明、陳淳、王寵，亦有“吳門四家”美譽；而詩文造詣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并稱“吳中四才子”，即耳熟能詳之“江南四大才子”。

　　▲Lot 1074 文徵明  (1470-1559)  石湖詩卷

　　1547年作  手卷  水墨紙本  32.5 ×868cm 

　　說明：
　　于騰舊藏。于騰(1832-1890)， 字飛卿，山東蘭陵人。官成都知府。善詩，工書，賞鑒尤精，曾藏有《碧桃圖》、《海棠蛺蝶圖》、《臘梅雙禽圖》、《研山銘》等，收藏印有“于騰”、“味腴軒”、“于騰私印”、“東海郯人”等。

　　以文徵明為首的“吳門書家”，其書風靡江南，大有籠罩一代之盛，諸如王穉登、陳淳、陸師道、周天球等名士，皆出自其門下。

　　其為人亦是正直，不媚權(quán)貴，自訂書畫有三不應(yīng)：宗藩、中貴、外國，故清代顧復稱之“古今第一流人物，吾吳之所以借光者也”。

　　文徵明才高八斗，然舉業(yè)不順，多次落第，后以歲貢生參加吏部考試，被授予翰林院待詔之職，世稱“文待詔”。或因如此，其時常與友人郊游散心，詩詞唱和，以寬慰懷才不遇之憾及其審美旨趣。

　　其中吳縣盤門西南石湖，為其常詠之地。此地，春秋時為吳國貴族游獵祭祀之地、吳越爭霸的古戰(zhàn)場。兩宋以后，名人雅士常在此筑墅隱居，縱情山水，為江南名勝遺跡。

　　其石湖詩甚多，可分五類，其一為“被邀、陪人和履約，游覽石湖時的即興抒發(fā)之作”，如《暮春雨后，陳以鈞邀游石湖遂登治平》、《陪蒲澗諸公游石湖二首》、《丁未九日與履約諸君同泛石湖就登上方》、《三月既望，同吳次明、蔡九逵、陳道復、湯子重王履約履仁泛石湖遂登治平，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為韻，分得朗字》；

　　其二為“專為石湖而作的詩篇”，如《石湖作》、《石湖》等；其三為“石湖題材的和詩”，如《追和楊鐵崖石湖花游曲》；其四為“對石湖懷念、懷舊的詩作”，如《懷石湖寄吳中諸友》、《懷石湖》；其五為“不同節(jié)氣或是特殊時光下游覽石湖，產(chǎn)生的韻律”，如《暮春游石湖》、《上已日石湖小集》等，不一而足。

　　此外，其亦作行書卷《石湖煙水詩》、山水畫卷《石湖清勝圖》等，現(xiàn)藏于上海市博物館，足窺其之“石湖”情結(jié)。

　　▲文徵明《石湖煙水詩》上海市博物館藏，圖片來源：書法欣賞

　　▲文徵明《石湖清勝圖》上海市博物館藏

　　而此北京保利拍賣《石湖詩卷》，款識“嘉靖丁未九月六日雨中漫書”，知為其1547年所作，內(nèi)容為《追和楊鐵崖石湖花游曲》。

　　考《甫田集·三十五卷本》，知其曾于是年九月九日與王守等同泛石湖，又同年閏九月其再次泛舟湖上，均有詩，如《丁未九日與履約諸君同泛石湖就登上方》、《是歲閏九月再泛》，結(jié)合其《石湖詩卷》款識，是卷應(yīng)即其閏九月所作。

　　▲Lot 1074 文徵明  (1470-1559)  石湖詩卷，局部，左右滑動瀏覽

　　文徵明書法，各體兼修，號稱篆、隸、楷、行、草俱佳。其楷書以小楷最精，取法以永禪師為主，溫純精絕、清爽峻拔，行、草書則如“風舞瓊花，泉鳴竹澗”，少有火氣，溫文儒雅，深得“二王”神韻。晚歲時，其匯以蘇、黃、米、趙筆意，遂成清勁秀麗、溫和醇雅的獨特風格。

　　此《石湖詩卷》，其以行書書就，用筆堅勁迅捷、方圓結(jié)合，結(jié)構(gòu)注重中正平和，遒密緊結(jié)，又略摻草法，故在規(guī)矩謹嚴中，饒有生動活潑之致，清雅流麗，端莊剛健，二美并兼，自成一家風范。

　　上海市博物館所藏其八十一歲所作《石湖煙水詩》，書風線條可見其對黃山谷書法的刻意追摹，然整體有“趙孟頫積習”，偏向穩(wěn)健與端整。

　　而《石湖詩卷》則更為蒼茫恣肆，提按變化亦更加突出，類似書風可參見首都博物館所藏文徵明《草書五律詩軸》、上海博物館藏其《行書五古詩軸》，無錫市博物館藏其《行書七言詩軸》、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藏其《行書七律詩軸》，上海市文物商店藏其《行書五言詩軸》等。

　　▲由左至右：文徵明《草書五律詩軸》首都博物館所藏、文徵明《行書五古詩軸》上海博物館藏、文徵明《行書七律詩軸》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藏、文徵明《行書五言詩軸》上海市文物商店藏

　　是卷印鑒對比：

　　▲印鑒對比

　　又此卷題簽“文待詔大字詩，盉齋藏”，知為于騰舊藏。其為清代書畫鑒賞家、藏書家，任四川宜賓、銅梁知縣，后官至代理成都知府。

　　文徵明的書法，影響至深，縱使與其同列“吳門四家”的王寵，也受其指點頗多，更遑論其弟子矣。

　　▲Lot 1075 文徵明  (1470-1559)  行書詩文冊

　　冊頁（十五開）水墨紙本  尺寸不一

　　說明：
　　1.彭紹升題簽；杜伯秋（Jean Pierre Dubosc）舊藏。彭紹升（1740-1796），法名際清，字允初，號尺木，江蘇長洲人。
　　2.Jean Pierre Dubosc（1904-1988），中文名杜伯秋、杜伯思、杜博思等，娶盧芹齋女為妻，對中國古代書畫鑒藏深感興趣，與吳湖帆、張蔥玉等鑒藏巨擘多有過往，所藏精品如任仁發(fā)《五王醉歸圖》。杜氏于1949年策劃展覽“A Loan Exhibition：Great Chinese Painters of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并刊印圖冊。據(jù)此圖冊可知杜伯秋庋藏明清書畫質(zhì)量頗高。
　　3.冊首有杜伯秋藏品標簽（J.P.Dubosc Collection），編號C150。此種圓形標簽屢屢見諸杜氏藏品，例655號為周臣金箋扇面一幀，H.23為石濤梅花冊十二開。

　　文徵明的詩文冊甚為少見，此冊頁共計《行書謝榛詩》、《楷書韓非說難》、《自作文稿冊》三部分，十五對開。

　　第一部分，行草書錄“后七子”謝榛（1495-1575）詩23首，具載《四溟集》；第二部分，楷書錄韓非說難；第三部分，行草書錄文徵明自作文5篇。其中《杭道卿文集敘》，未見諸文獻。

　　文徵明于杭道卿交往甚密，常有詩文唱和，如《寄宜興杭道卿》、《枕上聞雨有懷宜興杭道卿》等。此詩文冊，可補典籍之闕。

　　冊中第三部分文徵明自作文5篇，可參見攻玉山房舊藏祝允明詩稿、文徵明《拙政園記》合卷（嘉德2019秋，lot.1386，552萬元），其書法風格、紙張高度、界格尺寸等均甚為相似。

　　▲祝允明詩稿、文徵明《拙政園記》合卷，攻玉山房舊藏

　　此詩文冊，局部圖，可左右滑動觀看。

　　▲Lot 1075 文徵明  (1470-1559)  行書詩文冊，局部，左右滑動瀏覽

　　▲Lot 1075 文徵明  (1470-1559)  行書詩文冊，局部，左右滑動瀏覽

　　▲Lot 1075 文徵明  (1470-1559)  行書詩文冊，局部，左右滑動瀏覽

　　是詩冊，冊首彭紹升題“二文遺墨”，而只收文徵明，推測為好事者拆分所致。冊首有杜伯秋藏品標簽（J.P.Dubosc Collection），編號C150。此種圓形標簽屢屢見諸杜氏藏品，例655號為周臣金箋扇面一幀，H.23為石濤梅花冊十二開。

　　▲杜伯秋藏品標簽

　　▲參考：同款杜伯秋藏品標簽
　?。ㄊ瘽睹坊▋浴?，私人收藏）

　　另有文徵明《行書自作詩冊》、《書畫合璧》等，亦俱可窺其突破此前書壇風格相對單一之面貌，并一定程度上重振了古典傳統(tǒng)。畢竟，書風變革，非一人一日之工。窺書法史，諸家或名揚后世，或就此匿跡，再難見蹤影，然正因眾人日積跬步，終至千里。

　　▲Lot 1076 文徵明(1470-1559)? 行書自作詩冊

　　冊頁（二十二開）水墨紙本  23×15.7cm×45 

　　說明：
　　1.錢枬庭、王震、張文魁舊藏；錢枬庭、吳昌碩、曾熙題跋；吳昌碩題簽。錢枬庭，江蘇無錫人。輯有《天香石硯室奕選》一卷，選范西屏、黃龍士等國手弈譜。
　　2.張文魁（1904-1967），字師良，松江人。為海上商業(yè)巨子，1948年冬赴香港，旋往巴西，創(chuàng)辦面粉廠，遂終老于南美。所藏宋元尺牘尤精。

　　▲Lot 1077文徵明(1470-1559)? 書畫合璧

　　1556年作  手卷  水墨紙本  32.5 ×628cm

　　說明：
　　日本晃堂家族舊藏?；翁眉赐廖萦嬜笥遥?888-1973），號晃堂主人，日本神奈川人。1912年從東京高等商業(yè)學校畢業(yè)，任三井銀行上海支店長，在上海虹口公園北側(cè)建有海上名園“六三園”，是日本政商界要員接待貴賓的宴請地。孫中山、康有為、哈少甫、吳昌碩、王一亭、吳待秋等均在此地有過聚會。1914年，王一亭在六三園翦凇樓內(nèi)為吳昌碩舉辦第一次個展，引起社會反響。

　　明晚期：雄奇丑怪，滿紙煙云

　　晚明時期，可分二階段，其一，即以董其昌、婁堅、孫克弘、陳繼儒等為代表的松江區(qū)域文人，彼時雖政治昏聵，然社會秩序暫未瓦解，其仍上承“吳門書派”文脈，以典雅平正的帖學為主。其二，則是以黃道周、倪元璐、王鐸等人，以“雄奇丑怪”為革新，各盡其態(tài)，有蒼茫之致及視覺沖擊。

　　其中，董其昌不拘泥于形貌，而注重精神意蘊的領(lǐng)悟熔鑄，得以“化古為我”，筆墨空闊疏朗，富極“淡”、“生”之美。亦或婁堅，筆墨精良，講究水暈?zāi)?，古雅神韻，又一洗柔媚之習，時人譽之“天下絕妙”。同時期的陳繼儒、孫克弘等，也是筆意自然，格調(diào)雅致。

　　▲Lot 1073 董其昌(1555-1636)  行書《房村夜宿劉生談河事》

　　245 ×56cm  立軸  水墨綾本

　　說明：
　　1.“玄白老公祖”即李養(yǎng)正。李養(yǎng)正（1559-1630），字若蒙，號玄白，明魏縣(今屬河北)人。萬歷二十六年(1598)中進士，授聞喜縣令，后調(diào)光山，請罷長潭夫馬，歲省供億千余金。縣多有匪患，李親自率兵捕拿盜魁，民方得安。三十四年(1606)升吏部驗封司主事，晉稽勛郎，遷考功郎。值臺諫新拜命，論劾京官，章滿公車。李養(yǎng)正復議，執(zhí)正不阿，調(diào)文選郎。萬歷四十四年，晉升太常；四十八年，晉戶部侍郎，總督漕運。天啟元年，晉太子少保；后轉(zhuǎn)任南京刑部尚書；天啟五年，遷北京刑部尚書。
　　2.汪振華（1915-1987）江蘇泗洪人。1937年參加革命。解放后曾任華東空軍政治部秘書處處長、空軍后方勤務(wù)部第四分部政治委員、民航上海管理處政治委員。喜書畫，好收藏。

　　此董其昌所書《房村夜宿劉生談河事》，尺幅很大，兩米有余，諸如此巨幅立軸甚為少見。

　　上海博物館藏董其昌紙本行書《蘇軾重九詩軸》縱214cm,橫53.3cm；故宮博物院藏其綾本行書《自書七絕詩軸》軸，縱256cm，橫48.4cm；遼寧省博物館藏董其昌紙本楷書《勤政勵學箴軸》，縱214.5cm，寬61.8cm；蘇州市博物館藏董其昌《行書平播詩》，縱271cm,橫49cm；揚州市文物商店藏董其昌綾本行書《行書岑參七律詩軸》，縱305.1cm，橫112.3cm等。以上皆為公立博物館所藏，私人所藏董其昌此類行書鉅制可謂鳳毛麟角。

　　上款人“玄白老公祖”，考其曾作《羊山小景圖軸》，款識“壬戌春北行，復宿是驛，因作小景，既轉(zhuǎn)書此為題，呈玄白老公祖覽正。董其昌”，其中“壬戌”即1622年，天啟皇帝召其北上進京履職。

　　▲參考：為玄白老公祖作《羊山小景圖軸》1622年作 私人收藏

　　董其昌研究專家李慧聞于《董其昌政治交游與藝術(shù)活動的關(guān)系》中認為“玄白老公祖”即李養(yǎng)正（號玄白，1559-1630），“李養(yǎng)正當時任官銜顯赫、職位重要的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

　　另筆者考，同時期李衷純，字玄白，又字元白，嘉興人，應(yīng)征從弟。萬歷壬子舉人，選授如皋知縣，升南京工部主事，轉(zhuǎn)兵部員外郎。出為福建邵武府知府，官至兩淮鹽運使。有《激楚齋草》。可作參考。

　　“老公祖”為明、清官場中對地方長官的尊稱。

　　此書作，筆鋒出入似全不著力，隨手點染而靈動活潑，又不重中、側(cè)之分，而皆能力到筆端，清秀而不乏筋骨，可謂“龍蛇云物，飛動腕指間”，此書家最上乘也。

　　書風則類于故宮博物院藏其于1622年所作《自書七絕詩軸》，且用印“太史氏”、“董氏玄宰”“玄賞齋”三印相同，故此作也應(yīng)大約為同一時期所書。

　　▲參考：董其昌《自書七絕詩軸》1622年作 故宮博物院藏

　　而婁堅與唐時升、程嘉燧、李流芳同列名于“嘉定四先生”，其書法妙絕天下，錢謙益曾贊謂其“衣冠修然，容止整暇，書法妙天下。風日晴美，筆墨精良，方欣然染翰，不受促迫。與唐叔達、程孟陽為練川三老，暇日整巾，拂撰杖履，連袂笑談，風流弘長，與之游處者，咸以為先民故老，不知其為今人也。”

　　▲Lot 1072 婁  堅(1554-1631)  行草書《列女傳》

　　1617年作  手卷  水墨絹本
　　書法：28×485cm
　　題跋：28×10cm  

　　展覽：
　　1.憨齋珍藏書法展，廣東美術(shù)館，2006年26日-4月2日。
　　2.憨齋珍藏書法展，汕頭市博物館 ?，2007年3月1日-15日。
　　出版：
　　《憨齋珍藏書法集》，第32、33頁，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6年。
　　說明：
　　1.張鵬翀題跋，張鵬翀（1688-1745），字天飛，號南華，上海崇明人。雍正五年（1725）進士，官詹事府詹事。書法蘇軾。長于山水，宗法元四家，尤其多取倪黃兩家。著有《進呈集》、《雙清閣集》、《南華詩鈔》、《南華文鈔》。
　　2.吳南生舊藏。吳南生（1922-2018），號憨齋，廣東汕頭人。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書長、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政協(xié)主席等。從政之暇，雅好書畫，富收藏，其收藏明清書法尤精，如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婁堅等，冠絕一時。

　　是卷為1617年所書，即婁堅為宣季嘉門人姚正先、姚士先祖母蘇太孺人八十大壽節(jié)錄《列女傳》，蘇太孺人與人為善，宣季嘉等諸君子請婁堅為其書寫“古之列女”，即“魯季敬姜”一則、“齊相田稷子母”一則、“齊相晏子仆御之妻”一則、“晉大夫伯宗之妻”一則，“范獻子之妻”一則，其后書“凡六則”，或為誤記。

　　是卷，婁堅以行草相間錄之，卷末以小楷跋文，闡述始終。其中草書部分可參見上海博物館藏婁堅《行書杜詩十首冊》、朵云軒舊藏《草書杜詩》、故宮博物院藏其《行書舊作詩》；行楷書部分可參見浙江省圖書館所藏《行書潛山先生六十壽詩敘》等。

　　▲上圖：保利本 局部；下圖：婁堅 行書 潛山先生六十壽序 局部 浙江省圖書館藏

　　▲上圖：保利本 局部；下圖：婁堅 草書杜詩十首 冊頁 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從此卷行草書《烈女傳》及館藏之作，可見婁堅的書法兼得顏真卿的開闊氣象，柳公權(quán)的端嚴爽駿，以及褚遂良的飄逸清麗，然其點畫又犖犖分明，章法取斂結(jié)之勢，布局灑脫，則又遠超時俗矣。

　　而孫雪居《十峰圖》，卷中除孫克弘精湛畫藝外，另有董其昌、陳繼儒、朱之蕃、楊當時、陳所蘊等晚明名士題跋，亦可窺彼時書壇之風雅。

　　▲Lot 1084 孫克弘(1533-1611)  十峰圖

　　1604年作  手卷  設(shè)色絹本
　　畫心：32×227cm
　　題跋：32×291cm

　　著錄：
　　1.山本悌二郎《澄懷堂書畫目錄》，第124、125頁，澄懷堂，1931年。
　　2.郭味蕖編《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第190頁，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58年。
　　說明：
　　1.殷廷樞上款；董其昌、陳繼儒、朱之蕃、楊當時、陳所蘊題跋；山本悌二郎舊藏并題簽。殷廷樞，字執(zhí)夫，號十峰居士，松江府華亭縣人。父殷汝孝，以舉人官嘉祥、巨野二縣令，有惠政。殷廷樞中萬歷十七年（1589年）己丑科二甲進士，由部郎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分巡河北，官至福建布政使。
　　2.朱之蕃（1556-1624），字元升，附籍南直錦衣衛(wèi)。萬歷二十三年（1595）狀元，官禮部右侍郎，任上曾奉命出使朝鮮。工書法，善畫山水花卉。
　　3.陳所蘊，字子有，上海人。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著《竹素堂藏稿》。
　　4.楊當時，字漢卿，號海客，鄞縣人。善詩，長于治印。曾摹潘云杰《集古印章》。
　　5.山本悌二郎（1906-1991），號二峰，齋名澄懷堂。早年留學德國，后歸國從事實業(yè)。歷任日本勸業(yè)銀行、臺灣制糖社長，后進入政界，成為田中義一和犬養(yǎng)毅內(nèi)閣的農(nóng)業(yè)大臣。通漢學，精鑒賞，喜收藏中國書畫。著有《澄懷堂書畫目錄》。

　　其中，董其昌與陳繼儒交契甚深，又筆者考，上款人殷廷樞、陳所蘊、董其昌三人為同年，皆是萬歷十七年進士。朱之蕃則為萬歷二十三年狀元。

　　此卷為明代流行的“別號圖”，繪有聳立的十座山峰，煙云繚繞，若隱若現(xiàn)，十峰即是孫克弘、董其昌的共同友人殷廷樞的別號。

　　▲Lot 1084 孫克弘(1533-1611)  十峰圖，局部，左右滑動瀏覽

　　及至明最晚期，傳統(tǒng)的程朱理學，愈加受到挑戰(zhàn)及質(zhì)疑，如以王守仁、王艮為代表的心學便應(yīng)運而生。

　　而又政治愈加昏暗，外敵虎視眈眈，朝堂黨爭頻頻，書壇因之也極速變革，原有書法秩序開始瓦解，狂放書風成為書法發(fā)展的主流，有人稱之為豪放派。

　　其中，黃道周、米萬鐘、張瑞圖、倪元璐、王鐸等人繼起，踵武前賢，漸為主旋律。而“黃道周、倪元璐、王鐸”有"明末書壇三株樹"之譽，又“張瑞圖、王鐸、傅山、倪元璐、黃道周”等稱“晚明五大家”。

　　此時，諸書家書風如黃道周以鐘繇、索靖、王羲之為源，用筆痛快淋漓，在遒媚中頗具勁峭之勢；亦或倪元璐糅合顏真卿、蘇東坡、米芾的用筆與結(jié)體，行筆強調(diào)澀勢，結(jié)構(gòu)奇譎，新理異態(tài)尤多；以及王鐸其筆超意妙，重筆乃師張長史，輕筆則取法釋懷素，既有癲筆，更具狂法……

　　▲Lot 1069 黃道周(1585-1646)? 行書《題鄭峚山集》序

　　1642年作   手卷? 水墨絹本
　　書法：46.5 ×180cm
　　題跋：46.5 ×21cm

　　詩文著錄：
　　1.《黃漳浦集》第三十八卷，七言古，清刻本。
　　2.《黃漳浦文集》上冊，第680頁，鷺江出版社，2006年。
　　說明：
　　1.李在銑舊藏。祁寯藻題跋。李在銑（清），字芝陔，號六畝道人，直隸通州人。曾為涿州知府。富收藏，精鑒賞。
　　2.祁寯藻（1793-1866），字叔穎、淳甫、實甫，號春圃，晚號息翁，山西壽陽人。嘉慶十九年（1814）進士。歷官湖南、江蘇學政，內(nèi)閣學士、戶部尚書、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工詩文，善書法。

　　黃道周（1585—1646），字玄度，亦作幼平、幼玄等，號石齋、史周、又螭、去道、石道人等，福建漳州人，著有《漳浦集》，歷任編修、右中允等。其為人正直，不屈于魏閹黨，南明時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擁立唐王。

　　天啟二年，其與王鐸、倪元璐三人同舉進士，天啟四年，又同授翰林院庶吉士，私交甚篤。此后，其抗清兵敗被俘，不屈而死，其臨行前，曾破指血書：“綱常萬古，節(jié)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偉哉！壯哉！

　　此為黃道周為杭州過世多年之好友鄭圭《峚山集》自作長詩序言，償還其十年前所諾。鄭圭，浙江杭州人，字孔肩，晚明文壇名士。以貢生入官，于蘇東坡文別有會心，用功至勤，輯有《蘇東坡文集》。

　　另據(jù)同里吳本泰有詩《送鄭孔肩任平樂二首》可知，鄭圭曾任廣西平樂縣令。

　　▲Lot 1069 黃道周(1585-1646)? 行書《題鄭峚山集》序，局部，左右滑動瀏覽

　　據(jù)卷中黃道周所言“我昔許作峚山序，十年棲遲不得句”，可見其十年前，已允諾為其《峚山集》作序，然因事羈牽，未能命筆。

　　又款識“十年以來欲為鄭九肩峚山集序，未能也。曹木上以壽子玄子意勒筆為之，率率數(shù)行，附馳帛上，使孔肩九京聞之必為發(fā)粲也。壬午（1642年）五月二十日黃道周頓首?！?

　　其中“曹木上”為曹振龍，字木上、乘六，杭州人，中解元之后無意仕途，而選擇隱居治學。黃道周與曹振龍為知交。

　　“壽子玄子”即鄭壽昌、鄭鉉。清初燕翼堂刻本明·鄭壽昌、鄭鉉輯《鄭孔肩先生家傳纂序周易說約本義四卷首一卷》一函二冊，上欄卷端題“虎林鄭壽昌壽子、鉉玄子輯”，可證。

　　卷中，黃道周有言“長君壽子既精奧，冰藍勝出遂高踔。亦曾手解十三經(jīng)，曲臺武庫具深造。次公玄子更絕倫，新書往往難弟昆?！?，可知鄭壽昌、鄭鉉應(yīng)為鄭圭之子。

　　“九京”猶九泉，指地下。宋·葉適《翁誠之墓志銘》有言：“不忮不求，歸全其生乎，不從古人于九京乎？” ，可知黃道周書寫此卷時，鄭圭已經(jīng)去世。

　　又“壬午（1642年）五月二十日黃道周頓首”，可知此卷為其1642年五月所書。此時朱明王朝已日薄西山，有亡國之象。是年二月，洪承疇兵敗降清，關(guān)外疆土也皆被清軍占領(lǐng)，黃道周可謂憂思如焚。

　　筆者考，崇禎十五年壬午（1642）正月，其再次因犯顏直諫，被貶謫戍四川酉陽。其離京南下，取道大運河先至江浙會親朋好友及弟子。四月途經(jīng)杭州，和眾弟子講學于大滌書院，泛論宋明諸儒，也討論到易學。

　　黃道周弟子明洪思著《黃子年譜》中有載：“（崇禎）十五年壬午，黃子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出京，將適楚，取道至大滌??四月十五日，至西泠，與錢去非諸門人入禹航，僦青山船，入九鎖溪，至大滌山講堂。諸友先后至，剖析鵝鹿疑義，復泛濫易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

　　又按清道光間陳壽祺編《黃漳浦集》，在杭州逗留期間，黃道周與諸人均有詩唱和，如《同羲兆長民去非僦青山船遂至大滌六章》、《午日大滌山同羲兆去非穎凡偶拈李嶠賦十韻》、《再訪歸云洞用錢去非韻二章》等。

　　事實上，黃道周數(shù)次落難，均至杭州“大滌書院”講學，如1632年及1638年即有前往，其中1632年，至大滌書院，“臥病”七晝夜，當?shù)厥孔訛槠湫藿ㄖv舍，朵云軒藏《行書致喬可聘書札冊》中有載；又崇禎十一年（1638）冬有記，黃道周再度至大滌書院，“陳臥子、曹木上諸友，日奉杖履，將行，又為諸友縶維三日”?？梢姡渑c“曹振龍”之交游匪淺。

　　而1642年，此次在杭州，鄭壽昌、鄭鉉委托曹振龍，請黃道周為鄭圭“勒筆為之”，于是其于五月二十日一氣呵成，書寫此卷。同年五月，黃道周書《五月江濤送遠人冊》贈錢去非。明莊起儔著《漳浦黃先生年譜》中，有《羲兆長民去非送至京口拈韻識別八章》。

　　▲《黃漳浦集》卷三十八

　　此卷書法行筆轉(zhuǎn)折剛勁有力，體勢方整，結(jié)字欹側(cè)多姿，樸拙的風格同樣接近鐘繇。可參見其贈錢去非所作《五月江濤送遠人冊》。


　　▲《五月江濤送遠人冊》，中國嘉德2016年春季拍賣會

　　另，是卷著錄于《黃漳浦集》卷三十八，入書時定稿有數(shù)字改易，詳見祁寯藻后跋校訂文字。祁寯藻跋中引黃道周詩“何必南山乞玄霧”句，“玄”改作“元”，是為避清高宗玄燁之諱，又黃道周謚“忠烈”，入清時改謚“忠端”，故祁寯藻謂“黃忠端公”乃從清代時的謚號，據(jù)此更可知是卷之殊為難得。

　　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號鴻寶、玉如、園客等，浙江上虞人，著有《倪文正公集》。歷任編修、國子祭酒、戶部尚書、禮部尚書等，明亡自縊殉節(jié)。

　　崇禎十五年，其聞清兵入關(guān)，毅然盡鬻家產(chǎn)以征募死士，馳赴抗敵。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師，其整衣冠拜闕，大書幾上曰：“以死謝國，乃分內(nèi)之事。死后勿葬，必暴我尸于外，聊表內(nèi)心之哀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縊而死，極是悲壯。

　　▲Lot 1070 倪元璐(1594-1644)? 草書《春日出城訪客》

　　立軸? 水墨綾本   164 ×51cm

　　題識：
　　亦如彼漁者，不覺造桃林。青守山相老，紅交花未深。黃鸝無客氣，杜宇自婆心。莫與期明日，歲來何處尋。春日出城訪客馬上作，元璐。
　　鈐?。?
　　倪元璐印、太史氏（參見《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第744頁，第29、31?。?

　　黃道周心懷國事，曾言“作書乃學問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關(guān)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弘、安石之間，為雅好臨池，聲實俱掩。余素不喜此業(yè)，只謂釣弋余能，少賤所該，投壺騎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余閑，不妨旁及。”

　　而倪元璐關(guān)于“書藝”亦甚少言及，其子倪會鼎編纂的《倪文正公年譜》，所言也主要以其政績?yōu)橹鳌?

　　黃道周《黃漳浦集》卷四十一《書倪文正公帖后》有載“壬午初年，仆見公作書，語人曰：鴻兄命筆在顏魯公、蘇和仲而上?！瓏L戲問鴻兄少時作何夢晤，公云：吾十四五歲時嘗夢至一亭子，見和仲舉袖云：吾有十數(shù)筆作字未了，今舉授君。”

　　▲Lot 1070 倪元璐(1594-1644)? 草書《春日出城訪客》，局部，左右滑動瀏覽

　　此卷為其草書《春日出城訪客》，綾本，草書三行，氣息完足，落筆重而疾馳，線條點畫峻拔而有力，又以側(cè)鋒取勢，露鋒鋪毫，并圓筆中存方勢，方筆中寓圓態(tài)，如“漁”、“明”、“日”等字，又每下筆處即用力著紙，使線條的完整與力量貫通。

　　湖南省博物館藏有其草書《訪客出春明門其一》，其中款識為“舊作訪客出春明門之一”，而保利本為“春日出城訪客馬上作”，又二卷詩文內(nèi)容相同，故此卷書寫時間，應(yīng)早于湖南省博物館館藏。

　　▲參考：草書《訪客出春明門其一》125x49cm，綾本，湖北省博物館藏

　　此作款識對比部分公藏機構(gòu)倪元璐作品。

　　▲從左及右，自上而下：1、保利本；2、《訪客出春明門其一》湖北省博物館藏；3、《草書體秋詩軸》 故宮博物院藏；4、《五言律詩軸》京都國立博物館藏；5、《行書五言律詩軸》東京國立博物館藏；6、《草書自書卜居詩軸 》四川省博物館藏；7、《行草書自作有感五言詩軸》浙江省博物館藏；8、《行草書體秋之一五言詩軸》西泠印社藏

　　鈐印對比

　　▲鈐印對比

　　而相較于黃道周、倪元璐，王鐸的書法，中鋒鋪毫，行筆力度與速度更為勁健迅疾，結(jié)體上又打破二王的姿媚，敢于造險，情感極是奔放，大開大合，不拘一格，觀之磅礴大氣，如天風海濤，懾人心魂。

　　▲Lot 1071 王 鐸(1592-1652)? 臨王羲之《永嘉帖》

　　1636年作   立軸? 水墨綾本  228 ×55cm

　　題簽：
　　覺斯臨永嘉帖。壬辰四月，攝園寂坐，愚公記。
　　題識：
　　永嘉至奉集，欣熹無喻，余可耳。得華直疏，故爾。諸不差，懸憂，順未復慶等近消息。懸心，君并何為耶？丙子南都臨，王鐸力疾。
　　鈐?。?
　　王鐸之印
　　出版：
　　《王鐸書法全集 · 六》，第147-149頁，河南美術(shù)出版社，2019年。
　　說明：
　　此作為上海博物館退還作品。

　　王鐸堪稱書法天才，無論遒勁之大楷亦或樸厚之小楷，奔逸之行草，各體皆擅，信手而就。尤是行草，所蘊之筋骨法度，所現(xiàn)之筆鋒體勢，不拘泥于古，觀之剛?cè)嵯酀?，恢宏勁健?

　　黃道周曾言“行草近推王覺斯，覺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傅山則說“王鐸四十年前字，極力造作，四十以后，無意合拍，遂成大家”；吳昌碩更是贊其“有明書法推第一，屈指匹敵空坤維”。

　　對于書法，王鐸亦頗為自得，曾自比王羲之，其于《擬山園選集》中云：“二長卷以酬足下，數(shù)百年后或有人曰，此王氏換鵝帖也，未可知。 ”

　　此其臨王羲之《永嘉帖》，為丙子年（1636）所作，正值其草書求變時期，字字獨立的布局已然轉(zhuǎn)化為連綿不斷的草書，行筆富于節(jié)奏，極具表現(xiàn)力。此外，卷中可見“漲墨”現(xiàn)象，即王鐸以潤筆或者摻水的墨對點畫有意進行滲暈，使筆觸與滲暈交叉以豐富層次，墨色變化更加強烈，可謂其典型之筆墨趣味。

　　▲Lot 1071 王 鐸(1592-1652)? 臨王羲之《永嘉帖》，局部，左右滑動瀏覽

　　筆者私以為，若是參照其筆意變幻，其書風可分為：1、四十歲前為起始期；2、四十至四十七歲為求變期；3、四十八歲至五十三歲為自化期；4、五十四歲后為成熟期。

　　不同于其余時期，“求變期”的王鐸，為求突破先賢桎梏，其書法錯落漸趨于臻妙，筆勢亦務(wù)求險絕，始融合諸家，開創(chuàng)自己面目。

　　對此，沙孟海于《近三百年的書學》一書，曾言：“（王鐸）一生吃著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結(jié)果居然能得其正傳，矯正趙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說是書學界的中興之主。”

　　而且，此時的王鐸，雖然面對明王朝的支離破碎，卻依舊滿懷希望，躊躇滿志，因此敢于堅持原則、直言勸君，不懼彈劾權(quán)貴，甚至面對庭杖大禍也從容不迫。

　　如同他的書法風格一般，努力突破舊有先賢的影子，“不破不立”，試圖換之以新面貌。

　　此作為上海博物館退還作品，更顯其珍。題簽“覺斯臨永嘉帖。壬辰四月，攝園寂坐，愚公記?！?

　　“愚公”其人及“攝園”何地，暫不可考，查鐘德祥，字西耘，號愚公，又號園公，廣西宣化人。光緒二年（1876）中進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江西道監(jiān)察御史。光緒二十九年（1903），調(diào)任廣西幫辦防務(wù)。因與左江道余誠格不洽，遂辭職去廣州。不久病故，葬于羊城北郊。潘飛聲《在山泉詩話》說德祥“筆氣倔強，力透紙背。世推侍御作書為另開一派，其實合之詩、文，三者皆革命鉅子也?！逼渫浦厝绱?。著名書法篆刻家鐘剛中（1885—1968）即其子。

　　結(jié)語

　　明代書風不斷變革，在于時勢變化以及時人審美意識覺醒，乃至于以古為師，而競呈書家己見?？偠灾?，每一次變革的背后，都離不開人文精神的復蘇與思想潮流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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