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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貿(mào)圣佳25周年春季拍賣會
　　Sungari 25th Anniversary 2020 Spring Auction

　　斫木—明清家具專場

　　預(yù)展Preview
　　10月14日-10月15日

　　拍賣Auction
　　10月16日

　　地點Location
　　北京千禧大酒店
　　Grand Millennium Beijing
　　北京市朝陽區(qū)東三環(huán)中路7號
　　No.7 East Third Ring Middle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面盆架是《魯班經(jīng)匠家鏡》對置放洗手盆及面巾的架具的稱謂，是古人梳整妝容不可或缺的主要器物，與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guān)。在中國古代眾多架類家具中，出現(xiàn)較早的架類，是服務(wù)于神靈的樂器架，如禮樂盛行的戰(zhàn)國時期，就已出現(xiàn)華麗而浪漫的虎座鳥鼓架。服務(wù)于人類生活的鏡架，最早出現(xiàn)于東漢。而與日常生活關(guān)系密切的面盆架，則現(xiàn)身更晚。

　　沿著歷史的軌跡向上追述，唐代以前關(guān)于面盆架或盆架的影像及史料基本未見。似乎那時的古人只知道吟詩作賦，揮毫潑墨，活在人間卻不食人間煙火。洗手洗臉這種生活瑣碎，根本不會出現(xiàn)在古代繪畫中。直到宋遼時期，日常生活場景開始漸漸出現(xiàn)于壁畫、版畫當(dāng)中，如飲宴、備茶、梳妝等，我們才得以窺見古人的日常生活用具，包括面盆架這一獨特而不可或缺的品種。

　　天津藝術(shù)博物館收藏的南宋佚名《盥手觀花圖》，為我們描繪古代仕女的日常一幕。

　　南宋 佚名 《盥手觀花圖》天津藝術(shù)博物館

　　畫面中描摹的家具器物，細(xì)膩精美。床榻、坐墩、花幾、鏡臺、妝奩等一應(yīng)俱全。衣飾秀美發(fā)型俏麗的女主，在兩名婢女的服侍下，悠閑的邊洗手，邊賞花。我們注意到家具品種已經(jīng)基本完備的宋代，在貴族士大夫的生活中，盆架并非必需品。他們習(xí)慣于仆從的伺候，端茶倒水這種小節(jié)，是不屑于親歷親為的。這種習(xí)慣，可能一直在上層人士中延續(xù)。比如元代任仁發(fā)所繪《張果老見明皇圖卷》，最左側(cè)端著洗手盆的侍從，小心翼翼的試著水溫。

　　元 任仁發(fā) 張果老見明皇圖卷 故宮博物院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元代張雨題《倪瓚像》中，侍女右手提瓶，左手持匜，肘搭長巾，隨時準(zhǔn)備為主人凈手洗面。

　　元 張雨題倪瓚像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也許正是上層社會人士的這種生活習(xí)性，延緩了盆架等器具的發(fā)展。但社會大多數(shù)階層的生活起居，終究才是主流。兩宋及遼金時期，洗漱用具開始漸漸出現(xiàn)在生活場景的寫照中，甚至留下實物。

　　目前見到最早的盆架實物，是遼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河北宣化下八里張文藻墓出土的木盆架，直徑34厘米殘高24.5厘米。架頂部圓形，以四塊弧形木，兩端斫出凹凸榫卯相接而成。下有四根圓柱足，足間以十字棖相連。該盆架系實用器，出土?xí)r上面放有三彩洗（注：文見《文物》1996.9）。

　　遼 大安九年 河北宣化下八里張文藻墓出土木盆架

　　同一地區(qū)的張世本夫婦合葬墓，墓葬年代在遼大安四年（1088年）至金皇統(tǒng)四年（1144年），墓中亦出土木盆架1件，直徑33.6厘米，形制與張文藻墓出土盆架相類（注：文見《文物》1990.10）。

　　河北宣化下八里張世本夫婦合葬墓出土的木盆架線圖

　　再稍晚一點的出土實物，是金大定三十年（公元1190年）大同道士閻德源墓出土木盆架兩件。盆架杏木質(zhì)，通高13.8厘米，六棱形。架圈下部有六塊“卍”字鏤空花板（注：文見《文物》1978.4）。

　　金大定三十年 大同道士閻德源墓出土木盆架

　　該墓同時出土木質(zhì)巾架1件，通高18.8厘米，由十字底座、立桿、橫桿三部分組成，惜未見圖片。

　　巾架和盆架在宋遼時期同時出現(xiàn)的情況，屢見不鮮。

　　北宋末年河南登封高村壁畫墓，東壁繪侍洗圖。該墓考古簡報（注：文見《中原文物》2004.5）稱: “屏風(fēng)前一盆架，搭腦呈蕉葉式，右側(cè)搭白巾，盆架束腰，雕飾壸門”。

　　但從簡報所附的摹本看，壁畫中的盆架和巾架顯非一體。

　　北宋末年河南登封高村壁畫墓 東壁繪侍洗圖

　　類似考古發(fā)掘報告中，未厘清盆架及巾架是否一體的，還有北宋紹圣四年（公元1097年），河南鄭州登封黑山溝壁畫墓東南壁侍洗圖。圖下部漫漶不清，無法辨識。

　　北宋紹圣四年河南鄭州登封黑山溝壁畫墓東南壁侍洗圖

　　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白沙趙大翁墓壁畫，則將巾架和曲足盆架分得很清楚（注：文見宿白《白沙宋墓》）。

　　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 白沙宋墓壁畫

　　遼天慶九年（公元1119年）大同郊區(qū)遼代27號、28號墓，分別繪有內(nèi)容基本相同的出行圖，圖中可見盆架及巾架分別放置（注：文見《文物》1960.10）。

　　遼天慶九年 大同郊區(qū)遼代28號墓壁畫 出行圖

　　值得注意的是，該圖出現(xiàn)的巾架，為單柱式，與大同閻德源墓出土的木質(zhì)巾架一樣，由十字底座、立桿、橫桿三部分組成。

　　這樣的單柱式巾架，應(yīng)該源自于北方特有的衣架式樣。實例如河北宣化張文藻墓出土的木衣架（注：文見《文物》1996.6）。

　　遼大安九年 河北宣化下八里張文藻墓出土的衣架

　　這種單柱式巾架，還見于遼代晚期，山西大同東風(fēng)里遼代壁畫墓起居圖，說明這種單柱式巾架，在當(dāng)時的北方使用廣泛。圖中巾架與盆架的高度基本相同，也許是當(dāng)時使用習(xí)慣的原因所致。

　　遼代晚期 山西大同東風(fēng)里遼代壁畫墓

　　元朝時間跨度較短，戰(zhàn)亂頻仍，有關(guān)盆架的影像史料不多。元世祖中統(tǒng)二年（公元1261年）的山西大同東郊崔瑩李氏墓，出土陶質(zhì)巾架（注：文見《文物》1987.6）。

　　元代 山西大同東郊崔瑩李氏墓，出土陶質(zhì)巾架

　　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山西大同馮道真王青墓，出土木質(zhì)巾架及盆架（注：文見《文物》1962.10）。

　　元代 山西大同馮道真王青墓，出土木質(zhì)巾架及盆架

　　木盆架出土?xí)r腿肩部裝有云紋角牙，此前在在北京展出時卻沒有了角牙，不知何故。

　　大同市宋家莊元代馮道真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館

　　兩件墓葬出土巾架，均為單柱式，延續(xù)了遼金時期北方巾架的特征。

　　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90年），魯荒王朱檀葬于山東鄒城市區(qū)北九龍山南麓，其隨葬明器中，有木質(zhì)巾架及盆架。

　　明洪武 山東博物館藏 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明洪武 山東博物館藏 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據(jù)此大約百年后的明弘治年間，位于福州的明代通議大夫張海的墓葬，出土一套錫制器物，有錫床、錫宴桌、錫交椅、錫臉盆架。（注：文見《文物參考資料》1955.11）。惜未見實物照片，無法厘清。

　　上述至遲到明洪武年間，所庋集的資料中，未見巾架與盆架合為一體的式樣。也就是說，目前我們所熟知的高面盆架，可能到明初尚未出現(xiàn)。

　　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河北阜城廖紀(jì)墓出土陶質(zhì)盆架及衣架，一則說明此時盆架仍舊單獨存在，二則不排除古人將衣架兼具巾架的功能來使用（注：見《文物》1965.2）。

　　明嘉靖 河北阜城廖紀(jì)墓出土陶質(zhì)盆架及衣架

　　2002年11月，福州考古隊對一處古墓搶救性發(fā)掘，清理出一座明代嘉萬時期的五壙磚室墓，出土一批較完整的錫制家具明器。五間墓室入葬年代稍有差異，發(fā)掘報告并未給出每間墓室的年代，但可以確定嘉靖萬歷時期（注：文見《福建文博》2015.1）。其中第2、4、5室均有錫制面盆架明器出土，這是目前發(fā)現(xiàn)最早的高面盆架模型。

　　福州市新店祝恒齊明墓出土錫面盆架

　　福州市新店祝恒齊明墓出土錫面盆架

　　需要注意的是，三件明器均為四腿式面盆架，是地方工藝特征還是年代特征，尚需進一步研究。

　　與福州墓葬基本同期的江蘇常州花園底白氏家族墓，也出土錫制明器一套，包括盆架、高面盆架、衣架等。其中的高面盆架模型為六足式。

　　江蘇常州花園底白氏家族墓 出土錫制明器

　　鄭振鐸編著《中國版畫史圖錄》第二卷之萬歷版畫集，收入的《丹桂記》插畫中，隱約可見閣樓閨房的一角，立著一件面盆架。

　　《丹桂記》插畫

　　鐫刻于晚明的《詩余畫譜》，摹刻工致，是晚明徽派版畫的代表作。其中一幅插畫中出現(xiàn)高面盆架的身影，是不可多得的佐證資料。

　　《詩余畫譜》插畫

　　明萬歷時期的墓葬出土家具實物明器不少，大多在長三角區(qū)域。曾任萬歷首輔的王錫爵，葬于明萬歷三十八年。其墓葬出土高面盆架木質(zhì)模型，現(xiàn)藏于蘇州博物館。

　　王錫爵墓出土 蘇州博物館藏

　　上海盧灣區(qū)明萬歷十五年潘惠夫婦合葬墓，亦出土高面盆架模型。但同時期的潘允征墓中，巾架與盆架仍舊各自分開使用，說明這一時期，兩種型制同時并存。

　　面盆架 潘惠夫婦墓出土面盆架

　　潘允征墓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王世襄先生依據(jù)萬歷本《魯班經(jīng)匠家鏡》，所著的家具條款初釋，記載有兩條關(guān)于面盆架式的注釋，并據(jù)文字及參照明式實物，繪出草圖，分別為六足式、四足式。魯班經(jīng)所載面盆架式，巾架部分均為雙柱式。有趣的是，浙江嘉興項氏墓，入葬于明萬歷二十七年，其隨葬面盆架明器為單柱式，似乎體現(xiàn)了南北文化的些許交融。

　　浙江嘉興項氏墓出土 浙江省博物館藏

　　上述史料表明，高面盆架制式，至晚出現(xiàn)于嘉靖萬歷年間。

　　明崇禎版《二刻拍案驚奇》，插畫中高面盆架搭腦的靈芝云紋清晰可見，與本場拍品黃花梨云頭搭腦面盆架如出一轍。

　　明崇禎 二刻拍案驚奇插圖

　　Lot1642
　　明 黃花梨云頭搭腦盆架
　　L:57.5cm W:57.5cm H:197.8cm
　　中貿(mào)圣佳25周年春拍斫木明清家具專場

　　不僅如此，搭腦下部兩側(cè)角牙透雕的螭龍紋，精湛絕美，極富明代雕飾之意蘊。

　　中牌子鑲嵌紋理華美的黃花梨，中間兩道圓形起線界出兩層。外層透雕曼妙靈動的纏枝卷葉和如意靈芝，借喻如意相連。內(nèi)層透雕人物、海水江涯、太陽及方形桂花等，乍看之下會以為是常見的“獨占鰲頭”，實則還隱含著“指日高升”“攀蟾折桂”的美好祝福。

　　四足直圓，頂部雕仰俯蓮紋，頂心蓮蓬雕五顆蓮子，滿含“五子登科”的完美心愿。

　　全器保存完整，皮殼純熟老辣。通高197.8厘米，比安思遠(yuǎn)舊藏，現(xiàn)藏于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黃花梨鳳首紋面盆架高出6厘米，是目前已知民間同類藏品中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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