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0/9/9 11:56:00 來源:收藏雜志
▌[明]文徴明《真賞齋圖卷》 上海博物館藏
文徴明的《真賞齋圖卷》有兩幅:1549年所作《真賞齋圖卷》現(xiàn)藏于上海博物館,以下簡稱“上博本”;1557年所作《真賞齋圖卷》,現(xiàn)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以下簡稱“國博本”。
▌[明]文徴明《真賞齋圖卷》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兩幅《真賞齋圖卷》都是明嘉靖年間為無錫的收藏家、真賞齋的主人華夏所作。兩幅作品筆法近似,但對于真賞齋室內(nèi)外景物的呈現(xiàn)、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畫家的創(chuàng)作意圖,卻有不同程度的差別。尤其是古琴形象的有無,特別耐人尋味。
▌構(gòu)圖差異
上博本展現(xiàn)的是被太湖石與松樹環(huán)繞的真賞齋。真賞齋處于畫面的中心位置,共有三間屋子。左邊一間屋子放置著擺滿書籍軸冊的書架以及幾案,幾案上擺放著古琴以及書籍;中間一間屋子主客兩人相對而坐,共同賞鑒作品,旁有一童子侍立;右邊一間屋子兩童子正圍爐煮茶。屋后竹林蓊郁,一片山水風(fēng)光。而在畫面的左下角一人攜童子,正向真賞齋走去。
兩幅《真賞齋圖卷》在構(gòu)圖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上博本分散于畫面四周的太湖石,在國博本中集中在畫面的右邊。
上博本中,處于齋后左角的竹林以及山水,在國博本中消失不見了。
而整個畫面中心真賞齋的房間格局,從上博本的三間屋子變成了國博本的兩間。
在國博本中,右邊一間屋子置榻,榻后白紙屏風(fēng)。榻的旁邊為書架,架上放滿了書籍軸冊。左邊一間屋子主客二人坐于一桌旁。此桌旁邊與后面,又各有一張桌子。桌子上出現(xiàn)了青銅彝器,這不見于上博本。
另外,在上博本中環(huán)繞真賞齋的松樹,在國博本中被梧桐樹等更多的樹種所取代。
兩幅《真賞齋圖卷》均有對“真賞齋”的表現(xiàn),其形制大致相似。畫中的屋舍為文徴明描繪太湖地區(qū)山居題材作品中常見的建筑形式。與其說是齋,實則更接近草堂或茅屋。房舍由簡單的長方體組合而成,房頂之上覆有茅草,中間房舍體量較大,主體人物的活動中心也安排在此。可見,二圖注重的都是表現(xiàn)處在某一自然環(huán)境中的文人所具有的高雅、超脫、寧靜的心境與生活情調(diào)。畫家獨(dú)具匠心之處,不只是僅僅展現(xiàn)自然的“生意”之美,還要與之打成一片,融為一體。
上博本《真賞齋圖卷》為文徴明八十歲時所畫,已經(jīng)夠得上經(jīng)心之作了。構(gòu)圖嚴(yán)謹(jǐn)縝密,山石樹木和點景人物的描繪都頗見匠心。八年后又作的國博本《真賞齋圖卷》,更加精益求精。在構(gòu)圖上較之上博本作了大膽的剪裁,使主題——草堂和室主人的活動更顯突出。
▌古琴代表的是什么
《真賞齋圖卷》是文徴明為友人所繪的作品,房舍均被認(rèn)為曾在歷史上真實存在。然而作為無錫當(dāng)?shù)孛T望族的華氏家族,華夏的私人別墅大抵不會如文氏圖卷上所示的那樣簡單、樸素。
圖卷與現(xiàn)實之間的不同,似乎揭示了文徵明在此類圖卷中一個被掩藏的意圖:借現(xiàn)實中的齋舍之名,營造文徴明心中江南山水間文人齋舍的理想形式,強(qiáng)調(diào)齋舍主人清高、淡泊的文人品性,傳達(dá)畫家本人對山水間悠游生活的懷想、對士人隱逸生活解讀以及對文人身份的界定和理解。因而,文徵明所繪的真賞齋更近似明代士人的市隱生活所期待的意境。文氏在《顧春潛先生傳》中以陶淵明為證論及當(dāng)今士人的市隱生活:
“或謂昔之隱者,必林詑而野處,滅跡城市。而春潛既仕有官,且嘗宣力于時,而隨緣里井,未始異于人人,而以為潛,得微有戾乎?雖然,此其跡也。茍以其跡,則淵明固嘗為建始參軍,為彭澤令矣。而千載之下,不廢為處士,其志有在也。淵明在晉名元亮,在宋名潛。朱子于《綱目》書曰:“晉處士陶潛”,與其志也,余于春潛亦云?!?
可知,在文徴明看來,市井生活中尋得文人雅士的清幽之所和隱逸之境是能夠同時兼得的。這一觀點在明中晚期的文人群體中也得到廣泛的認(rèn)同,文徵明曾孫文震亨《長物志》卷一“室廬”,指出塵世生活中建設(shè)文人雅居的可行性和要求:
“居山水間者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儕縱不能棲巖止谷,追綺園之蹤,而混跡廛市,要須門庭雅潔,室廬清靚,亭臺具曠士之懷,齋閣有幽人之致。又當(dāng)種佳木怪籜,陳金石圖書,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游之者忘倦?!?
將文震亨所指的有“曠士之懷”“幽人之致”的室廬境界與文徴明筆下的屋舍對照,《真賞齋圖》中以理想化的房舍借喻文人隱逸市井的做法則不難理解。
然而,文徴明對理想文人的釋義在國博本《真賞齋圖卷》中卻出現(xiàn)些微的變動。
▌上博本中的茶寮
首先,上博本《真賞齋圖》右側(cè)的茶寮被略去。茶寮是明代文人山間幽居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之一,《長物志》卷一“室廬”有言:
“構(gòu)一斗室相傍山齋,內(nèi)設(shè)茶具。教一童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wù),不可少廢者?!?
以“幽人首務(wù)”定義茶寮,可見茶和茶寮對文人的重要性。明中晚期,士人生活、交往中茶成為標(biāo)榜君子之境和士人身份的重要象征,文徴明本人便是“嗜茶”的名士之一。文氏筆下的茶寮形象并不少見,《品茶圖》《茶事圖》《惠山茶會圖》《茶具十詠圖》等皆是其代表性的茶畫作品?,F(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氏立軸《茶事圖》,不論是門前的蒼松、跨立于河岸的石橋、遠(yuǎn)到的友人以及茶寮中烹茶的場景,均與上博本《真賞齋圖卷》有極大的近似。
▌上博本中的古琴
而與茶寮同時被略去的,還有上博本《真賞齋圖卷》中原本放置于左側(cè)房舍中的古琴。古琴的實際功能并不重要,同樣只是身份的一種象征。明代中期王佐在增訂明初關(guān)于器物鑒藏的書籍《格古要論》時,調(diào)整了該書目錄的順序,把“古琴論”放置于首位。他認(rèn)為:
“物莫古于琴書,在學(xué)者所當(dāng)先務(wù),今是正之,以琴書列于卷首……”
“先務(wù)”一語,充分定義了古琴對于學(xué)者的重要性。
張岱《陶庵夢憶》“絲社”一節(jié),則記錄明代文人以琴會友的雅集場景:
“越中琴客不滿五六人,經(jīng)年不事操縵,琴安得佳?余結(jié)絲社,月必三會之。有小檄曰:‘中郎音癖,《清溪弄》三載乃成;賀令神交,《廣陵散》千年不絕。器由神以合道,人易學(xué)而難精。幸生巖壑之鄉(xiāng),共志絲桐之雅。清泉磐石,援琴歌《水仙》之操,便足怡情;澗響松風(fēng),三者皆自然之聲,正須類聚。偕我同志,愛立琴盟,約有常期,寧虛芳日。雜絲和竹,用以鼓吹清音;動操鳴弦,自令眾山皆響。非關(guān)匣里,不在指頭,東坡老方是解人;但識琴中,無勞弦上,元亮輩正堪佳侶。既調(diào)商角,翻信肉不如絲;諧暢風(fēng)神,雅羨心生于手。從容秘玩,莫令解穢于花奴;抑按盤桓,敢謂倦生于古樂。共憐同調(diào)之友聲,用振絲壇之盛舉?!?
沈仕《林下盟》談文人生活的理想模式:
“讀義理書,學(xué)法帖子,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
《長物志》卷七“琴”,則以“琴為古樂,雖不能操,亦須壁懸一床”的表述,說明琴對于文人隱逸情境營造的必要性。
1955年,在福建福州洪山鄉(xiāng)清泉山發(fā)現(xiàn)的一座嘉靖二十四年(1545)張海夫妻合葬墓中,出土了一批錫制家具明器,其中的一張桌子上擺放了硯、筆架、古琴、烏紗帽等。古琴是明代士人書齋必不可少的器具之一,是個人情操的象征物。
不難看出,明代文人對待琴事態(tài)度并不停留于操琴,而是與品茗一樣,借古琴喻文人情操,營造符合文人身份的專屬情境,將文人的雅致、精致的生活標(biāo)準(zhǔn)與世俗生活加以區(qū)分,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文人身份的獨(dú)特性。
然而,這些與文人身份建構(gòu)息息相關(guān)的古琴,卻在國博本《真賞齋圖卷》中被果斷地略去。在這幅圖卷中,文氏有意變動文人雅集的傳統(tǒng)表現(xiàn)模式以及這一模式建構(gòu)的文人形象,轉(zhuǎn)向關(guān)注齋主人——華夏作為收藏家的個性化的文人身份建構(gòu)。
華夏是明代江南地區(qū)首屈一指的收藏大家,其對于碑帖、彝器、書畫均頗有研究,經(jīng)其鑒定收藏的古玩器物均為精品真跡,因而也得到“江東巨眼”的美稱。真賞齋是其鑒別、收藏古玩的私人場所,同時也是華夏與其好友鑒賞、交流古玩收藏的雅集場所。
文徴明在《真賞齋銘·有敘》中記載了真賞齋在華夏收藏活動中發(fā)揮的作用,以及華夏對于收藏古玩的“真賞”態(tài)度:
“中甫端靖喜學(xué),尤喜古法書圖畫,古金石刻及鼎彝器物。家本溫厚,蓄畬所入足以裕欲,而于聲色服用一不留意,而惟圖史之癖,精鑒博識,得之心而寓于目?!?
華夏對于古籍書卷、古金石刻、鼎彝器物的收藏決非一般好事者的業(yè)余態(tài)度,也不是用錢購置古物裝點文雅的俗人之舉。
比較而言,國博本《真賞齋圖卷》似乎要塑造一種不同于傳統(tǒng)古物賞鑒的場景和人物態(tài)度。畫面中的主客仆三人似乎沉浸于畫卷的欣賞中,書齋之中的主客二人在欣賞書畫的無言情境之中獲得心神交匯,一種清凈淡泊的氣氛躍然紙上?;蛟S正是這一原因,文徴明在此本中特意省去了古琴形象。
備注:本文摘錄自呂埴《國博藏<真賞齋圖卷>,古琴為何消失了》,原文刊登于《收藏》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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