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0/4/3 14:31:52 來源:雅昌藝術網(wǎng)
大理國 銀鎏金鑲珠金翅鳥
1978年出土于大理崇圣寺主塔
金翅鳥梵名“迦樓羅”,被尊為大理的保護神,是佛教護法中的天龍八部。
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先生,在《天龍八部》釋名中寫道:
這部小說以《天龍八部》為名,寫的是北宋時云南大理國的故事。天龍八部,這名詞出于佛教。許多大乘佛經(jīng)敘述佛向諸菩薩、比丘等說法時,常有天龍八部參與聽法。
天龍八部,包括八種神道怪物,以“天眾”和“龍眾”為首;這恰好是大理國畫工張勝溫,所繪的著名畫卷《大理國梵像卷》中的重要內(nèi)容。而小說中描述天龍寺,就是輝煌的崇圣寺。
大理國 張勝溫 大理國梵像(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原崇圣寺初建于詔初,為詔王閣羅風與吐蕃國師贊錯證盟處,為吐蕃使臣駐地。(《蒙段諸異僧》)
大理國內(nèi)史《大理國僧分五類》載:蒙氏崇道敬佛,而于城西建八大寺、四道觀。其中最壯觀為崇圣寺,國師居寺中。
崇圣寺三塔
五色供養(yǎng)塔
1978年出土于大理崇圣寺主塔,六件組成一套:此塔由底座為青銅貼金的圓形臺階式,上飾銀質蓮臺,蓮臺內(nèi)依次套合琥珀塔、金塔罩、銀塔罩、銅鎏金塔剎(剎頂為銀質錐形);外罩為鐘形,鐵質,邊沿對稱各有一系,與塔座兩組雙系扣合。整組造型精巧玲瓏,五色爭輝。
到了南詔勸豐祐時,重用海壽大法師,法師獻策:以南詔為佛國,重修崇圣寺為護國大崇圣寺。
另據(jù)《南詔野史》、《白古通記》等史籍記載,當時崇圣寺與主塔建造時,寺基方7里,圣僧李成眉賢者建三塔:
屋890間,佛11400尊,銅40590斤,建于南詔第十主豐祐保和十年至天啟元年(公元834至840年),費工708000余,耗金銀布帛綾羅錦緞值金43514斤。
經(jīng)南詔之后的大理國,佛教較南詔更為發(fā)展,有“佛國”“妙香國”之稱。崇圣寺建成之后,即為南詔國、大理國時期佛教活動的中心。
大理國 銅鎏金千手觀音菩薩坐像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大理國盛明二年 銅鎏金大日如來坐像
上海博物館藏
崇圣寺在清咸豐年間燒毀,只有三塔完好地保留下來。
在1925年的大理地區(qū)大地震中,崇圣寺三塔主塔——千尋塔的塔剎內(nèi)曾有部分藏寶掉落,可惜很快散佚。
在1978年開始修繕時,人們都以為塔里的寶物已經(jīng)在地震中流失了。但當考古工作者登臨塔頂時,卻意外地發(fā)現(xiàn)大理國時期放入的各種文物580余件,其中南詔、大理國時期的金銀銅等造像153件,并有各種法器、珠寶、經(jīng)卷及與佛教有關的用品等。
此后,又陸續(xù)在佛圖寺塔、弘圣寺塔等古塔中發(fā)現(xiàn)一些佛教藝術品。這些發(fā)現(xiàn),成為了解云南佛教文化藝術最重要的資料。
南詔 銅鎏金釋迦佛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大理國 木蓮花龕一佛二傳金銀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佛教文化在傳入中國后,經(jīng)過歷史的發(fā)展演變,大致可分為漢傳、藏傳和南傳佛教,基于不同文化,佛像的面相造型也不同。
唐朝初期,佛教傳入云南,并在這里迅速發(fā)展起來,家家信奉佛教。此時及后來的宋代時期,在大理地區(qū)先后存在南詔和大理國兩個地方政權。
兩個政權的統(tǒng)治者都極為信仰佛教,尤其是大理國的22代國君中,竟有9位禪位出家,由此可見一斑。南詔、大理國佛教興盛,據(jù)說大理地區(qū)曾號稱:蘭若八百,迦藍三千。
大理國 刻佛金版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大理國 銅寶冠佛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按史料記載,南詔、大理國鑄造佛像更為頻繁:
勸龍晟“鑄佛三尊,送佛頂寺,用金三千兩”;隆舜“用金造觀音一百八像”;舜化貞“鑄崇圣寺丈六觀音”;鄭買嗣“鑄佛一萬尊送佛頂寺”;大理國的開國之君段思平更是“年年建寺,鑄佛萬尊”。
這些佛像經(jīng)歷了千年時光,大多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如今散佚在世界各地的,不過千余數(shù)。以其獨特的造像風格和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學者們把這類金銅佛造像稱之為“大理佛”。
大理國 銅鎏金佛坐像
故宮博物院藏
大理國 銅鎏金千手千眼觀音像
故宮博物院藏
大理地區(qū)造像制作材質和手法多樣,有金銅造像,石雕造像,木質造像,以及金銀捶揲鏨刻等造像。簡單介紹幾種主要造像:
五方佛
南詔、大理國的佛教造像,門類可分為佛陀、菩薩、天王和明王等,其中最顯耀的即為佛陀。
佛陀造像以五方佛為特點,這說明當年佛教密宗盛行。所謂五方佛,指的是以大日如來為中心,四方分別以東方阿閦佛、西方阿彌陀佛、南方寶生佛和北方不空成就佛為核心組成的一個佛教體系,象征密宗的“五佛轉智”。
這個體系以大日如來為最高神格,體現(xiàn)在遍布大理的各幢佛塔上,就是以塔本身象征大日如來,四方佛龕,按方位分別供奉四方佛像。在目前可看到南詔、大理國佛像中,以西方阿彌陀佛和東方阿閦佛為最多,其次為大日如來,南方寶生佛和北方不空成就佛較少。
大理國 銀大日如來像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大理國 金阿閦佛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南詔、大理國的佛陀像,均為平緩的肉髻、著通肩式或袒右肩式大衣、結跏趺坐。典型大理佛陀的面相,神態(tài)和藹可親,給人一種樸實敦厚的感覺。
額寬頰豐,呈滿月臉;鼻翼寬闊,呈三角形;眉弓凸起,雙眉舒展清晰,部分在雙眉間有白毫。大耳垂肩,大多戴有圓形耳飾,是大理佛陀的一個特色。雙眼呈月牙形,上眼瞼微下垂,向前俯視。雙唇較厚,口略張開,嘴角上翹,作微笑狀。
整體上看給人一種親切的感覺,有如和藹的世間常人,明顯有別于其他地區(qū)妙相莊嚴的佛陀形象,顯現(xiàn)出獨特的地域風格。
佛陀大多無銅座,考古中曾多次發(fā)現(xiàn)保存完好的木座,可能當時多用木座供奉。另外,還有少部分帶銅座的佛陀造像,其面相幾乎和唐宋時期內(nèi)地造像相同,只是在雕琢上較之略顯粗糙而已。
大理國 金阿彌陀佛像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大理國 銅鎏金寶生佛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大理國 銅鎏金不空成就佛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阿嵯耶觀音
阿嵯耶觀音,是南詔、大理國時期“滇密”阿吒力教崇拜的主要圣像。
阿嵯耶在梵語中的意思是“圣”,意為“圣”觀音?!赌显t中興二年畫卷》中阿嵯耶觀音就作為“圣像”出現(xiàn),被封為“建國圣源阿嵯耶觀音”。
南詔王蒙隆舜因崇拜阿嵯耶,故而改國號為“嵯耶”,自稱摩訶羅嵯耶,欽崇“圣像教”,熔真金鑄阿嵯耶觀音。
大理國 張勝溫 大理國梵像(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
大理國 銀背光金阿嵯耶觀音像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大理國 銅鎏金阿嵯耶觀音立像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這種獨特的觀音形象,呈站立姿式,體態(tài)纖細修長,上身裸露,赤腳,手結妙音天印,頭戴蓮花寶冠,冠正中還嵌有一尊呈珈跌而坐的阿彌陀佛像。
沒有明確的性別特征,俗稱為“細腰觀音”,是南詔大理國佛教造像的典型代表,具有濃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成為慈悲善良、聰明智慧、美麗賢淑的象征。
千百年來,阿嵯耶觀音一直深受云南人民的喜愛,是云南古代佛教藝術的象征物。據(jù)統(tǒng)計,阿嵯耶觀音像在官方博物館以及私人收藏中數(shù)量總計二十余尊,除少量出土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在1925年大理地震時古塔上邊都震落的,后又被博物館以及私人等輾轉所得。
大理國 銀阿嵯耶觀音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大理國 漆龕純金阿嵯耶觀音立像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大理國 銅鎏金阿嵯耶觀音立像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大理國 銅鎏金阿嵯耶觀音立像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大理國 銅鎏金阿嵯耶觀音立像
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收藏
楊枝觀音
南詔、大理國金屬佛教造像,以五方佛最多;此外,則以觀音造像為多,其中楊枝觀音又占觀音造像中的大多數(shù)。
楊枝觀音的造型,很明顯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的主要特征是:身材略顯胖,體態(tài)基本垂直,身上飄帶搭在兩手挽中再直垂于雙腿;額寬頤豐,眼睛微閉,面露笑容,酷似大理佛陀的形象。這種類型的楊枝觀音頗具地方特色,可視為大理本土觀音造像的典型代表。
第二種類型的主要特征是:身材瘦削,體態(tài)呈曲線,身上飄帶由肩、臂、腿繞出蓮座,似迎風飄舞狀;額寬頤窄,呈瓜子臉形。這種類型的楊枝觀音與唐代內(nèi)地造像相似,為南詔、大理國接納內(nèi)地佛像的品種之一。
南詔 銅鎏金楊枝觀音像
沃爾特斯藝術博物館藏
大理國 金背光銀楊枝觀音立像
大理崇圣寺千尋塔出土
大理國 銅楊枝觀音半跏像
來源:佐藤玄々舊藏; 不言堂,坂本五郎遞藏
古天一 17年秋拍 清玩聚珍
從造像風格上看,南詔、大理國的佛教來源非常廣泛,其主要風格來自中原,也有些帶有印度風格;還有些顯示出與東南亞的密切聯(lián)系,甚至后期的一些造像,還能看到西藏的影子。
云南地處東亞、南亞和東南亞的交匯點,從史料上看,南詔、大理國的文化非常開放,顯現(xiàn)出兼容并蓄的特質。
南詔、大理國皆臣服于中原,南詔長期派貴族子弟到中原學習,大理國也和宋長期保持著良好的貿(mào)易往來,因此南詔、大理國雖然割據(jù)一方,卻成為云南漢文化發(fā)展最快的時期。
大理國護法像
古天一 11年秋拍 清玩聚珍
大理國 護法金剛杵
不言堂,坂本五郎舊藏
古天一 17年秋拍 清玩聚珍
同時期的東南亞各國,也往往以云南為媒介,與中原保持著良好的互動。而印度,早在唐初,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里,已明確記載了印度通往云南的捷徑。
此外,史書上記載,南詔、大理國與西藏也有著密切的往來,以至于早已失傳的古梵文、藏文,常出現(xiàn)于云南的許多碑刻銘文當中。
世人稱南詔、大理國為“妙香佛國”,周邊的文明,就這樣隨著萬佛朝宗,匯聚云南,從而造就了大理佛與眾不同的豐厚內(nèi)涵和獨特面貌,成為世界佛教藝術中獨樹一幟的奇葩。
參考:
云南省文物工作隊,《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實測和清理》,《考古學報》,1981年02期。
葛季芳,《從千尋塔文物看大理國與中原文化的聯(lián)系》,《云南社會科學》,1984年01期。
張永康、陳浩,《南詔大理國佛像鑒賞》,《文物天地》,2018年11期。
薛琳,《南詔大理國時期的造像和繪畫藝術》,《廣西民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9年S2期。
樸城軍,《南詔大理國觀音造像研究》,《中央美術學院》,2008年。
傅云仙,《阿嵯耶觀音造像研究》,《南京藝術學院》,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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