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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予作毛筆畫外，間作指畫，何哉？為求指筆間，運用技法之不同，筆情指趣之相異互為參證耳。運筆，常也；運指，變也。常中求變以悟常，變中求常以悟變，亦系鈍根人之鈍法馱！

　　——潘天壽

　　潘氏以粗放取勝的指墨充分發(fā)揮他胸中的壯氣和蓬勃的創(chuàng)作激情， 更因指墨技法與其剛直倔強、深沉質樸的性格相契合，而多有精品佳構面世。驚艷亮相于本季春拍的《紅荷》即為潘天壽以其獨步于近現(xiàn)代畫壇的指墨法繪制。

　　潘天壽 指墨紅荷

　　立軸 設色紙本

　　132×50 cm

　　華藝國際25周年·2019春拍拍品

　　出版：《浙江四大家：吳昌碩、黃賓虹、潘天壽、陸儼少作品? 第四集》P193-194，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 年3 月。

　　指墨畫技法是潘天壽對中國畫壇的貢獻之一，其特有的沉郁古拙之意，絕非毛筆所能替代。指墨技法創(chuàng)成于清代高其佩，而在潘天壽的作品中則更趨完美。潘氏于指墨之成就，從此幀《紅荷》中便可見一斑。其以潑墨指染，以掌抹作荷葉，以指尖勾線寫莖桿，其氣魄之宏大，氣韻之生動，非筆力所能達。所出之線無不造型概括、骨力遒勁，似斷非斷，似連非連，似直又曲，似曲還直，如錐畫沙，如蟲蝕木，如蝌蚪文，如屋漏痕，特具一種凝重古厚而又極為自然的意味。

潘天壽為學生示范指墨畫

　　潘天壽除金石書畫及登山外，唯一最愛的消遣便是下圍棋。他常以圍棋的布局來比方畫面的構圖，他特別重視空間的占領，以少勝多，嚴格控制面積，出奇制勝。

潘天壽 指墨《紅荷》局部

　　此作在構圖上極富個人特色，章法結構極為堅勁嚴謹，在險絕之中見平穩(wěn)，更將力量感與結構美和諧地融于一幀。畫面整體被分割成了多種隱而不露的長方形的和諧組織中，以一大片肥厚蘊潤的荷葉撐起全幅氣局。通過花、葉的傾側帶來動勢，打破沉悶。

　　荷花、荷葉、荷頸、水草等物象相互間起承轉合，構成作品的“骨架”，勾連作品氣脈，使之充滿張力并極具穩(wěn)定感。

潘天壽 指墨《紅荷》局部

　　幾筆金石書法作題并朱紅印章，隱于“骨架”之后，從而與前景諸物象形成一個巧妙的透視關系。這是潘公將中國傳統(tǒng)花鳥畫中“取近少取遠” 的圖式原則， 與西畫中的平面構成理論相結合，而獨創(chuàng)的一種全新圖式?？v觀全畫，諸般景物相互呼應，詩、書、畫、印之間相互生發(fā)，動而不亂，靜而不板，所謂“氣韻生動”當如是也。

朱琦先生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作上款人為浙江美協(xié)首位副秘書長朱琦先生。一位是開宗立派的藝術大師，一位是浙江美協(xié)首位副秘書長，潘天壽與朱琦兩位先生在工作和藝術交往中曾留下許多逸事。此幀指墨《紅荷》則又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兩位先生藝術交往中的一段佳緣。

20世紀50年代潘天壽（右二）出席美協(xié)會議

的，浙江美協(xié)與浙江畫院更是聚集了眾多名家，實力雄厚?；仡櫧▏詠碚憬绤f(xié)與畫院的發(fā)展，朱琦先生所作出的努力與貢獻至今仍令人稱道。朱琦先生1941年畢業(yè)于上海新華藝專，1945年起在部隊從事美術工作，1956年轉至浙江省文聯(lián)擔任美協(xié)組織領導工作。1961年7月30日，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浙江分會成立，召開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會上，潘天壽先生被推選為主席，倪貽德為副主席兼秘書長。朱琦先生出任副秘書長一職，實際負責美協(xié)的日常工作事宜。

朱琦有關建立畫院的手稿

　　此后，建立浙江畫院之事也提上了日程，朱琦與潘天壽等一批藝術家都曾為了創(chuàng)建浙江畫院而四處奔波。幾十份申請建立畫院的報告手稿，見證了朱琦先生為畫院成立而傾注的心血。經(jīng)過多方努力，1979年底浙江省政府終于同意恢復國畫創(chuàng)作研究室并以此為基礎建立浙江畫院，1984年浙江畫院得以正式建立。此時，潘天壽先生已經(jīng)逝去整整13年了。

1962年潘天壽（中）與浙江省美協(xié)同志探討畫藝

　　潘天壽乃是朱琦先生的至交之一。潘天壽的許多藝術活動與決策都有朱琦先生的參與，這在潘天壽的自述中曾多次提到。例如1962年潘天壽在北京開辦個人展覽，之后受到各省邀請舉辦巡回展覽， 潘天壽在自述中講到：“ 我覺得展品未能滿意，由美協(xié)寄，寄費大，也不便。以少展出為妥，因與美協(xié)秘書朱琦商量，決定去上海、南京、廣州三點……廣州美協(xié)特別客氣，一定邀我去游幾個風景點，浙（江）美協(xié)對我一人去，不放心， 所以朱琦陪我同去的?！?/P>

潘天壽 《雁蕩山花圖》

　　之后，潘天壽還受邀到香港展出并且出售部分作品，關于畫作定價以及所得錢款如何處置的問題，潘天壽也都與朱琦商定，可見對其是極為信任的。1963年潘天壽為人民大會堂浙江廳創(chuàng)作了《雁蕩山花圖》，這件作品交送北京的事宜也是由朱琦先生經(jīng)手，此事在浙江文藝圈亦是盡人皆知。

　　潘天壽與朱琦過從甚密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恰也是潘天壽自己藝術創(chuàng)作最為豐盛的時期。經(jīng)過了青年時期的藝術風格逐步成熟，他進入了一個苦心探索的新階段。深入繼承了我國傳統(tǒng)繪畫尤其是歷代文人畫大家的精華，同時又能不拘陳法，脫盡窠臼，創(chuàng)造出沉雄奇崛、蒼古高華的自家面目。

　　文人雅士以佳作饋贈摯友，在歷史上曾留下了不少佳話。此幀指墨《紅荷》見證了潘天壽與朱琦的知己之誼，亦令人懷想起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美術界的發(fā)展之路。流年似水，惟有作品記錄著二十世紀美術的發(fā)展，更顯《紅荷》之珍貴，實屬難得一見之佳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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