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9/5/30 17:28:34 來源:雅昌藝術(shù)網(wǎng)
瓦存室存珍——黃士陵篆刻名品及重要印譜
6月2日(周日)下午1:30
嘉德藝術(shù)中心拍賣廳 C廳
雖然印譜制作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而明人也為后世貢獻了古璽印譜的基本體例,但印譜真正成為印學(xué)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則還是在文人篆刻藝術(shù)真正發(fā)展起來的清代,尤其是清末民國時期。無論是制作的數(shù)量、質(zhì)量還是形式,印譜都在這一時期達到一個后世難以企及的歷史巔峰。這一成果的取得,最重要的背景當然是文人的參與推動,讓印章完成了從工藝制作到文人藝術(shù)的歷史性蛻變,印譜也從最早的單一著錄古璽印為主,又多了文人篆刻一種,從此印譜便有了“古璽印譜”和“流派印譜”之分。而伴隨著清末民國大量具有雄厚實力的金石收藏大家的出現(xiàn),印譜制作的水準和趣味更直接得到了本質(zhì)性的提升,印譜的功能也在此過程中產(chǎn)生了變化,即在作為研究上古金石文字學(xué)術(shù)資料的同時,還成為一種文人把玩欣賞的收藏品,版本文獻的價值之外,還有藝術(shù)上的意義。這是十分有趣的現(xiàn)象,而這種現(xiàn)象跟篆刻藝術(shù)的發(fā)展又是一致的,即實用性與藝術(shù)性的兼?zhèn)洹?/P>
《十鐘山房印舉》
《丁丑劫余印存》
在印譜制作和收藏的歷史上,《十鐘山房印舉》和《丁丑劫余印存》兩部印譜分別代表了古璽印譜和流派印譜的最高成就,可以被稱之為無可爭議的“雙璧”。
這兩部印譜的共同特點就是有著包羅萬象的大規(guī)模,而規(guī)模意味著歷時長,人力多,成本大,難度系數(shù)高,故而,其價值完全是不可估量的。在印譜成為一種具備極高價值的藝術(shù)收藏品的歷史過程中,如果我們重新觀察一下這兩部印譜的形成過程,則不獨能對清末民國的印譜制作有更加直觀的理解,對于文人與印譜的關(guān)系、文人的收藏視野甚至是文人的家國情懷,也都能有更為深刻的體會。這種理解和體會,在《十鐘山房印舉》和《丁丑劫余印存》早已難見真身的今天顯得尤其稀缺、尤其珍貴。
《十鐘山房印舉》:一個人和一個金石時代
古璽印譜,無過于《十鐘山房印舉》者,清季收藏,也沒幾個人能超得過陳介祺。
陳介祺(1813—1884),字壽卿,號簠齋,晚號海濱病史、齊東陶父,山東濰縣(今濰坊)人。他父親陳官俊是嘉道時期的重臣,曾任吏部尚書和協(xié)辦大學(xué)士;陳介祺自己十幾歲有詩名,三十歲出頭擔(dān)任翰林院編修,四十歲出頭歸隱故里直到老去。此間醉心金石鼎彝的收藏、研究與著述,《清史稿》稱他“所藏鐘鼎彝器為近代之冠”,鮑康稱“壽卿所藏古器無一不精,且多,允推當代第一”,吳云稱“收藏之富,窮絕古今……目光如炬,無微不燭,尤為心服”,連魯迅都說:“論收藏,莫過于濰縣的陳介祺”。他的齋號“萬印樓”“十鐘山房”,更直接表明了他收藏的富有程度。
《十鐘山房印舉》是陳介祺所輯印譜中最為知名的一種,它不僅開啟了藏印家拓古璽印譜的先河,開創(chuàng)了古璽印譜新的編輯體例,還是陳介祺一生中耗費功力與時間最多的巨著,代表了陳氏在古璽印收藏方面的巔峰成就。
《十鐘山房印舉》是陳介祺在何昆玉、陳厚滋(陳介祺子)二人協(xié)助下完成的,編輯的時間有同治十一年及光緒九年兩個不同階段,不同時間有不同版本,各個版本的冊數(shù)、收錄印章的數(shù)量以皆有不同。在同治十一年(1872)成書者分別為二十八冊、五十冊;光緒九年(1883)他又合集李璋煜、吳云、吳式芬、吳大澂、李佐賢、鮑康諸家印,輯成一百九十一冊本、一百九十四冊本。實際上,由于歷時漫長,加上中間斷代考訂工作及前后收集印章情況的變化,直到陳介祺去世,這部印譜都還沒有真正定稿,這也使得流傳至今的《十鐘山房印舉》版本多種多樣。
(清)陳介祺輯 《十鐘山房印舉》
清光緒九年(1883)鈐拓本
一百九十一冊全
12×13.5 cm×191
本拍品即為一百九十一冊本,是目前市場所見《十鐘山房印舉》之最全、最完整者。首冊冊首錄陳介祺自序及總目,目錄以古鉨、官印、周秦印、金印、銀鐵鉛印、玉印、晶水石印、匋泥琉璃骨漆印、鉤印、巨印、泉鈕印、六面印、套印、兩面印、姓名印、白事言事印、吉語印、復(fù)姓印、鳥蟲印、象形印等三十個不同門類編次,條理清晰,編審嚴謹。內(nèi)頁墨框,正面書口署“十鐘山房印舉”字樣,背后下署“簠齋藏古之一”,每頁鈐一印,鈐拓精良,卷帙浩繁,可謂極古璽印之大觀。其實按陳介祺生前的考量,這部堪稱“海內(nèi)巨觀”的印譜應(yīng)該還有對于每方印的考釋文字,只是由于體量的龐大以及陳介祺的過世,這項極具意義的工作最終無法完成,不能不說是印學(xué)史上的一大遺憾。
考陳介祺在古璽印方面的收藏,咸豐二年(1852)他返回故里前編有《簠齋藏印》十二冊,共收錄他自藏古璽印2493方;此后他在這方面的收藏又持續(xù)增長,直到最后,實際藏印在7000方左右,這也是《十鐘山房印舉》最大的基礎(chǔ)。為了編著這套前無古人的大書,他雖然也多方向當時的藏家朋友如吳大澂、吳云、李佐賢、鮑康等人借印以期望達到收印過萬之數(shù),但實際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這些藏家也要編輯自己的古璽印譜),所借不過千方,故《十鐘山房印舉》最終的收印數(shù)量應(yīng)在八千到一萬之間。不過雖然如此,《十鐘山房印舉》從編撰之初就備受矚目,在這個過程中,陳介祺與潘祖蔭、吳大澂、吳云、王懿榮等諸多重量級藏家的筆墨交往,想必也讓陳介祺頗有受益,所以《十鐘山房印舉》的成書,不獨是陳介祺一人的成果,完全也可視為那個時代金石學(xué)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丁丑劫余印存》:一群人和一段家國歷史
在大多數(shù)時候,藝術(shù)只跟藝術(shù)家命運產(chǎn)生關(guān)系,在極少數(shù)時候,藝術(shù)也跟國家命運產(chǎn)生關(guān)系;前一種情況下能產(chǎn)生精彩的藝術(shù)作品,而在后一種情況下,則能產(chǎn)生偉大的藝術(shù)作品?!抖〕蠼儆嘤〈妗肥翘厥鈿v史條件下的特殊產(chǎn)物,是印譜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作品,更是一部超越印譜本身的偉大藝術(shù)作品。
葛昌楹、俞人萃、高野侯、高絡(luò)園、丁仁、王福廠等人雅集合影
1937年,歲次丁丑,這年秋日軍從上海金山衛(wèi)登陸,浙江平湖、杭州相繼淪陷。兵火之下,“文物蕩然,藏印一事,亦多散佚”,浙江四大藏印家丁氏八千卷樓、葛家傳樸堂、俞家香葉簃、高家二十三舉齋要么連樓帶物無一幸免,要么幾代藏品損失大半,可謂東南文獻的巨大浩劫。四大家在“天不厭亂,劫運方興”,未來完全不可逆料的情況下,為防藏品“聚而復(fù)散”,合力將劫后所存之印集中一起拓成印譜,由丁仁、王福廠等人加以審定,歷經(jīng)十四個月至1939年譜成,是為《丁丑劫余印存》。
?。駠┒∪?、高野侯、葛昌楹、俞人萃輯
《丁丑劫余印存》(成字部)
民國二十八年(1939)鈐拓本
二十冊全
30.5×17.5 cm×20
《丁丑劫余印存》既為四大藏印家心血的結(jié)晶,無論是規(guī)模還是品質(zhì),自然有別于它譜。此譜所錄印章自明代文征明、文彭、何震等人起,至清代西泠八家、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吳昌碩諸家,再至民國陳師曾、高迥(高野侯子)等,共囊括明、清、民三代印人273家,印1900余鈕,訂為20冊,基本涵蓋了三百年來主要流派及印人的傳世名作,“雖曰劫余,已成巨帙”。譜前有高野侯親自所作序文,王福廠刻劫余藏印記,第一冊冊首有總目,每冊冊首有本冊所收印人小傳。內(nèi)頁書口標注譜名、卷數(shù)、頁碼等信息,書口下有“浙西四家所藏”字樣,每頁鈐拓印面及邊款,朱墨交輝,古香襲人,極為精美。最后一冊末還附葛昌楹、俞人萃、高野侯、高絡(luò)園、丁仁、王福廠等人雅集照片。可以說,這是一部迄今為止規(guī)模最為龐大、品質(zhì)最為高級的原拓流派印譜,更是文人篆刻的集大成之作。
按首冊的牌記可知,《丁丑劫余印存》當年按“浙西丁高葛俞四家藏印集拓廿又一部己卯春成書”字樣進行編次,僅制作21部,每部定價四百元,在當年絕對也屬于最高級別的收藏品。本次上拍者為“成”字部,每冊封面貼有“廣州市博物館”簽,為文革后退還之物。在將近百年之后,此譜完整存世者已極為稀少,市場多年來僅有一部現(xiàn)身,很多人更是只聞其名不見其譜;此次再現(xiàn)人間,是幾十年來最為難逢的機會。高野侯在序言中說這部印譜的編撰,無非是希望“印人精神所寄之品歷劫不磨”,如今此譜的現(xiàn)身,在冥冥之中正昭示了這種精神的延續(xù)不斷。
明清文人篆刻歷史雖不如古璽印悠長,然而其聚集收藏難度卻遠遠過之。一者清末以來,大量明清名家篆刻即已被同樣喜好中國金石篆刻藝術(shù)的日本藏家所收藏,諸多名品早已分散異國;二者戰(zhàn)爭不分國界,中國的丁丑之劫,日本的東京大轟炸,都令中國明清金石書畫損失慘重,存世之數(shù)比之當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三者,當今藝術(shù)品市場的發(fā)展加速了藏品的流通,要將大量明清名家篆刻聚于少數(shù)幾人之手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如此,我們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丁丑劫余印存》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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