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8/12/21 12:53:31 來源:雅昌藝術網(wǎng)
[北京保利]仰之彌高—中國古代書畫夜場
2018年12月8日晚,北京保利2018年秋拍“仰之彌高—中國古代書畫夜場”在北京四季酒店舉槌,本場共59件書畫精品上拍。其中,八大山人行草書李攀龍《送耿蠡縣之官》詩以800萬元起拍,1330萬元落槌,加傭金最終以1529.5萬元成交,遠超拍前估價。(拍前估價:800萬-1000萬元)
八大山人 行草書李攀龍《送耿蠡縣之官》詩
立軸 水墨紙本 187.5×91cm
八大山人,即朱耷(1626-1705)。以別號“八大山人”而著稱的朱耷實際上別號絕非只此一個,如雪個、個山等。朱耷,原名朱統(tǒng)鑾,明太祖寧獻王朱權第九世孫,清初書畫家、禪師,江西南昌人,清初畫壇“四僧”之首,明末清初遺民。
這件立軸是八大山人書明末七子李攀龍七律《送耿蠹縣之官》。這首詩錄于《滄溟先生集》卷九。釋文如下:
百里初分上谷城,傍臨易水接燕京。
地偏俠客風猶在,天近郎官宿轉(zhuǎn)明。
北闕青云懸舄影,西山白雪入琴聲。
知君三異尋常事,何限當年卓魯情。
八大山人書
李攀龍(1514-1570),字于鱗,號滄溟,歷城(今山東濟南)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授刑部主事。累官至河南按察使。與王世貞同為明代“后七子”的首領。李攀龍作為明代中期文學復古派的主盟,主張“詩必盛唐”,即嚴格模擬盛唐詩。
關于這件立軸草書作品的創(chuàng)作時間,初步可以大致推測為書于八大山人七十四歲或七十四歲之后,即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或此后的時間,是一件能夠反映出八大山人晚年草書風格的作品。因為根據(jù)研究八大山人專家美籍華人王方宇先生的研究,立軸中落款處出現(xiàn)的鈐印“八大山人(白文)”、“ 何園(朱文)”兩方印組合,是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即己卯年之后才出現(xiàn)在存八大山人書法風格序列之中。
這件詩軸共計五行,墨色以淡墨為主,通篇氣勢連綿不斷。圓筆藏鋒,中峰逆勢起筆,以中峰為主導,使線條圓中有方,淳厚又極富流動感。字的體勢正欹相生且舒朗雅致。筆勢結合著書勢,在平面中生成一層新的空間。這層空間不似以往比較突兀的“特色空間”,而是比較內(nèi)斂含蓄但又復雜多變,使得通篇的章法靈動之際又頗為嚴謹,有法度。誠如今人所言:“尤其是狂草,與向來的草書大家趨于狂肆激蕩不同,而表現(xiàn)為極簡練的點線游行,線條圓厚而具方意,以其善用禿筆,單純中又見豐富的微妙變化。”
詩軸中所反映出來上述風格,在史料記載中也是有跡可循。書史中關于八大山人書法風格記載比較豐富。張庚《國朝畫征錄》載:“有晉唐風格?!标惗Α栋舜笊饺藗鳌份d:“至于書法,則胎骨于魏晉矣?!饼埧茖殹栋舜笊饺水嬘洝份d:“其行草深得董華亭筆意?!睏钯e《大瓢偶筆》載:“有鐘、王氣?!薄皶鴮W瘞鶴銘。”這些與八大山人同時期的記載,側面為我們勾勒出了八大山人書法風格的整體輪廓。
結合這件詩軸的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風格的來源是復雜多樣的。
首先,詩軸雖然沒有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前奇傲不遜的風格面貌——如《古梅圖軸》、《樂苑》等作品體現(xiàn)出有意夸張,顯露鋒芒,且尋求異乎尋常的字體間架,失去平穩(wěn)調(diào)和的姿態(tài),即邵長蘅所謂的“頗怪偉”(《八大山人傳》),但是更多了幾分淡雅調(diào)和等意味。這種淡雅調(diào)和則來自八大山人早年書法師承者董其昌。董其昌作為晚明書壇的執(zhí)牛耳者,無論是書法風格,抑或是理論著說,其不可回避的影響力一直延續(xù)到清初。對八大山人在這件詩軸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淡雅調(diào)和”,筆者的理解是八大山人對董其昌所謂“平淡天真”的回饋。這種回饋不是保留董字的形式面貌,而是徹底吸收了董字的風格精髓,為己所用。
其次,從詩軸的一些字的體勢來看,也能反映出八大山人早些對黃庭堅的研習,如第四行首字“入”字撇劃、捺畫呈現(xiàn)出的開張之勢。而黃庭堅也曾自言通過觀摩《瘞鶴銘》而頓悟書法之關節(jié),功力大增。這也解釋了楊賓所謂的“書學瘞鶴銘”的說法。根據(jù)王方宇先生的研究,八大山人從三十四歲(1660)至五十三歲(1679),這二十年間,在學董字之時,開始學習黃字的間架結構。因此,詩軸中反映出八大山人學習黃字的風格,確實也非空穴來風。不過,在此詩軸中呈現(xiàn)的黃字風格已經(jīng)是較己卯年之前的作品風格更為內(nèi)斂的,跳蕩的姿態(tài)已經(jīng)體勢甚微。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詩軸中線條渾圓,充滿立體感的意味,是八大山人在己巳年至庚午年(1689-1690)中已經(jīng)形成的筆法特點。這顯示出八大山人對晉唐法書的理解,不是一味地形似而是對精神內(nèi)核的深刻理解。目前存世的八大山人在己卯年至庚辰年(1693-1700)間的《臨河序》臨本,有十九本之多,其中比較可靠的真跡為十二件。參考這些臨本,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八大山人對晉唐法書的研習用功非常。而臨本呈現(xiàn)出來的風格絕不是對唐摹蘭亭的亦步亦趨,與其說是“抄”寫《臨河序》,更不如可以看作是八大山人對明末流行書法風格與晉人風格的再闡釋。反觀詩軸中第二行第六字“風”字、第四行中間“知”字與末字“何”字等,都有著八大山人對晉唐法書研習后的意味。
縱觀這幅詩軸,大致可推斷為八大山人晚期的草書書法作品。而詩軸呈現(xiàn)出的書法風格,不囿于一家之樣式,參透出八大山人多年研習各家書法的成果:從董其昌上溯到黃庭堅,再追隨晉唐法書的研習過程,最終形成屬于八大山人極具個性化的草書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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